那麼，為什麼在八十年代大談後現代幽靈，如今又大談現代性幽靈，其內在學理何在呢？在傑姆遜看來，處於後現代後殖民時期的人們已經無法逃離“晚期資本主義的引力場”。他得為這個破碎的、日益多極、多元化的世界提供一種總體模式，一個歷史把握的基本。這樣，他就覺得自己倡導的“全球敘事”比自由主義敘事、市場的敘事或其它的敘事，更具有當代有效性。
但傑姆遜所謂的現代性敘事的分析模式可以說仍然是後現代性的，只是後現代性這個詞太理論化，還不夠普及而已。他區分現代性和後現代性時談到了現代性是一種不完整的部分的完成，是反映了現代這一歷史情景的一整套問題和答案，後現代性則可以說一種農業的化和無意識理論領域的殖民化和商業化。
在我看來，傑姆遜開始區分第三世界的前現代農業的徹底毀滅和第二世界的不充分現代性喪失了權力話語的狀況。這位認同全球話語權力結構的學者，儘管曾經同情過第三世界，但還是終於將立場移到了西方中心主義上，認為只有第一世界即西方世界才可以在無意識領域廣泛傳播他們的殖民話語意識，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只能無條件地被動接受。我懷疑的是：他所說的“後現代的成就”果真如此嗎？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傑姆遜以當今世界捨我其誰的學術大師的嘲諷口氣訓導滬上學人，並在後現代這個充滿差異性的時代中，拒絕其他國家其他文化做出自己的自由選擇，其的基本策略是，不同意區分資訊革命、全球化自由市場意義上的現代性和令人厭惡的老現代性，只因為他認為這種區分毫無意義。
他在對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國家選擇自己的道路做出的嘲諷，使我真正感到闡釋中國或者發現東方不能靠任何“他者”。因為傑姆遜明確提出，僅僅用替換性的現代性方案或現代性不同道路的說法是不可取的，起碼有一種標準化、霸權式的英美模式的現代性，還有一些“低賤者”的位置，可以根據自己的文化塑造一種不同的現代性。他譏諷地說，有拉丁美洲的現代性、印度式的現代性、非洲式的現代性等等，還有希臘正教或東正教式的現代性、儒家現代性，那麼現代性的數目就可以和湯因比所列的宗教一樣多。因為在他的心中，全球的現代性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而現代性只有一種——歐美霸權式的現代性。這一說法委實令人驚訝！其實在我看來，每個國家都有選擇自己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可能性，中國的現代性與西方中心模式的差異是明顯的，它也可能不同於日本、韓國、東南亞，或者中東、印度的現代性。傑姆遜認為這種多種多樣的現代性都是毫無道理的，只能臣服於標準化、霸權主義的英美模式的現代性，這裡隱含的文化霸權問題絕非可以輕輕放過的。
我再重新翻閱這位奔走於東西方的教授的著作時發現，其實他的觀點一直是西方中心的——後現代狀況是一種文化的根本斷裂，過去所擁有的經驗（前現代經驗和現代經驗）在當代業已失效，多國資本的新擴張最後完成了對前資本主義飛地的滲透和殖民化，人們面對的世界是一個非道德化的'、令人壓抑的、前所未有的新全球技術空間。文化在錯位中不斷生產著文化話語。這種說法之所以中國學者視而不見，只是由於傑姆遜對中國文字的解讀使本土學者誤以為“文化白求恩”來到了中國。如今，我們可以在此清醒地聽他的東方主義佈道：“我們忽視了現代性的另一個根本意義，這就是全世界範圍裡的資本主義本身。（案：請注意，全世界範圍裡）資本主義全球化在資本主義體系的第三或晚期階段帶來的標準化圖景給一切文化多樣性的虔誠希望打上了一個大問號，因為未來的世界正被一個普遍的市場秩序殖民化。”在講演結尾的這一壟斷語式的說法，表明了傑姆遜的新世紀立場。
這一立場至少有三個維度值得質疑。其一，強調全球化問題，因為所謂“全世界範圍裡資本主義本身”的不可質疑，這一點已經與他早期對資本主義邏輯的批判和質疑南轅北轍；其二，資本主義在發展的高峰期時，有一種標準化的圖式，即一體化、同質化，沒有區分的模式，使得一切文化多樣性成為不可能，這樣對多元對話，對解構主義強調的文化差異性，對多元多種多層的可能加以全盤的否定，為這個世界成為整體化、單一化的西方世界張本。其三，在其全稱判斷中強調，未來世界被一個普遍的市場秩序殖民化了。這是否意味著沒有一個國家和民族能夠逃離這個普遍的市場秩序的殖民化一元世界？這個世界的多元選擇的歷史走向真的就此結束了？現代性“幽靈”究竟成為了這個一元世界的“撒旦”還是“上帝”？而且我想追問的是：發現東方和闡釋中國的主體究竟是誰？是老外是新老漢學家還是盲人瞎馬的技術官僚？中國現代性是否是西方現代性的複製？中國新世紀是否只有被文化殖民才能放逐本土性融入全球性？
不妨說，傑姆遜的“性幽靈”使我終於看清了他從後現代性滑向了現代性，並在立場斷裂中開始了後殖民主義話語的意識形態灌輸的思想蹤跡。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此前所未有地張揚資本主義的同質性和、、市場、文化殖民的合法性，以及多種選擇多元文化多角對話差異互動生態文化的不合法性，這一是非常嚴峻的，值得學者深思再深思。
傑姆遜又走了。他留下的內創性問題遠遠沒有消散，正刺痛般地令我們重新思考“中國現代性”何去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