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希臘的悲劇精神及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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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方的悲劇理論隨著美學理論的引進傳入中國之後,曾引發了一場關於美學的轟轟烈烈的學術研究熱潮,下面是小編蒐集整理的一篇探究古希臘的悲劇精神及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影響的論文範文,歡迎閱讀參考。

論古希臘的悲劇精神及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

前言

縱觀中國傳統的文學作品,大團圓式的優美結構充滿了讀者的視野,無論是包公戲中的善惡、忠奸分明,還是戲劇中的竇蛾恨終得雪怨總得償,都充斥著農耕文明下人們對於現實生活“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式的因果迴圈和“善惡有報”的理想和期待,儘管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已經出現了對人生進行思考的悲劇意識的萌芽,但總體上還是被包裹在“大團圓”的外殼之下。在西方悲劇理論真正滲入中國的創作之後,真正有意識的悲劇創作才成為可能,若干具有悲劇性巨集大結構和巨大魅力的文學作品才開始走進人們的閱讀視野。與此同時一些悲劇性的文學作品也開始呈現出了它們獨特的由痛到快,先痛後快的巨大吸引力,使得人們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不再囿於特定文學視角,而更多的滲透了美學理論,從而達到對具體的悲劇性文學作品的深層解讀。

一、古希臘悲劇精神形成溯源

對於古希臘式悲劇精神的誕生根源和產生土壤,可以從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淵源去探尋。古希臘人生活在海洋流域,浩淼無邊的茫茫大海中“沒有彼岸”和看不到彼岸,或者說無法迴歸的漁獵生活的現實造就了古希臘人的海洋文明。在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的歷史條件下,古希臘人創造了悲劇歷史發展中的三種悲劇型別:由於無法挽回和無法改變的神定的因素或者主體的“小過失造成大悲劇”的命運悲劇、由於人物自身性格原因導致的不可避免的“性格決定命運”的性格悲劇、以及由於人本身的降生是無來由的和人的生存環境是人所無法選擇的所造成的生存悲劇。悲劇最早來自於酒神狄奧尼索斯崇拜的祭祀活動,而酒神崇拜涉及到生命周而復始的迴圈:出生,死亡。再生。這本身就是人類渴求生存,抗拒死亡的意志表現。是人類對於生存狀態的抗爭,是人類對於自身文化的價值肯定和終極關懷。這種悲劇精神滲透在古希臘人的文學創作中,由此出現了眾多的悲劇作家。這些悲劇作家以他們的悲劇意識和人性關懷創作了一系列雋永深刻的悲劇作品,尤其以古希臘的三大悲劇家為代表。悲劇的本質是矛盾衝突,沒有了矛盾衝突。悲劇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礎。古希臘悲劇通常表現出一種抗爭,如普羅米修斯對神旨的違逆、俄狄浦斯對命運的抗爭、美狄亞對丈夫的報復等。如《被縛的普羅米修斯》的悲劇是令人同情和憐憫的,但由於他的鬥爭是朝向一種正義的目標,顯示了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明知不可戰勝還要義無反顧的英雄氣概,這就成了悲劇人物最終必然走向悲壯命運的悲劇美的來源。這種精神上的勝利和戰鬥的過程遠遠超越了結果,是永恆的人類精神的對映。正是在與這種類似主宰著整個人類的力量的鬥爭中,人的主體性的力量才被髮揮到了極致,人們才在悲劇人物的身上發現了自己所蘊藏的全部能量。因此在欣賞悲劇性文學作品的時候,人們在產生恐懼、悲傷等強烈的痛感的同時,更會感到憐憫和同情,如此強烈又複雜情緒強烈地刺激著欣賞者的感官,使讀者悲傷之後得到更強的頓悟和重獲新生的愉悅之感。

對古希臘悲劇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作出巨大貢獻的亞里士多德曾以《俄底浦斯王》來佐證他對悲劇性質的解釋――“過失說”,俄底浦斯王無論如何的正直善良,關愛自己的國民,都無法逃脫先天的神定的命運,由於無心的過失而導致了無法逃脫的悲劇命運的巨大悲劇性。黑格爾也用《安提格涅》來輔助他對悲劇性質的解釋――“衝突說”和“永恆正義說”,代表親情的安提格涅和代表國法的克瑞翁之間產生了無法調和的衝突,具有合理性的雙方在矛盾鬥爭的過程中暴露了自身的片面性和侷限性,於是必然遭到毀滅或者兩敗俱傷的命運,進而造成了巨大的悲劇性衝突。黑格爾提出的“衝突說”成為了黑格爾對於悲劇理論的最大貢獻,並促使悲劇理論進一步的系統化和完善化,進而逐漸形成了真正的近代悲劇的理論形態。而到了現代,恩格斯和馬克思對悲劇理論有了新的發展和突破,恩格斯在給拉薩爾的信中批評了他對《封,濟金根》的結論,認為濟金根的悲劇是由於“歷史的必然要求”和“實際上不能實現”的衝突而造成的。恩格斯的悲劇理論在現代悲劇理論中極具代表性,它廣泛地為人們所援引和證實。

二、古希臘悲劇精神與文學創作宗旨的彌合

對於古典和諧美學影響下的文學創作來說,和諧的、優美的、主旋律的、平衡的、靜謐的、對稱的特徵成為文學作品描寫的核心和主題。而到了近代,尤其是伴隨著五六十年代美學理論傳入中國,古希臘的悲劇理論也就滲透到了現當代的文學創作和欣賞的全程中,從而賦予了該時期文學作品以更加深刻的內涵。可以說,悲劇美感和文學作品的結合,使得文學作品的深層寫作進入一個新的維度。通過真實的描繪和再現現實中實實在在的當下的澄明敞開的存在性境域而使作品具有了巨大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並使欣賞者在觀照作品的同時享受由悲劇性的情節、人物命運或者悲劇性的意味而帶來的心靈激盪和強烈震撼。這個審美心理過程是一種由痛感一快感一美感的辯證轉換的過程,當創作主體有意識的運用古希臘的悲劇理論進行深度創作的時候,就意味著該作品已經具有了一種巨集大的結構。而當欣賞者運用悲劇理論去欣賞該文字時,往往也可以得到更大的感動並獲得更多的美感經驗或美的感受。

在某種意義上,悲劇性結構是文學領域中最高的審美形式,悲劇意識的滲透使文學作品走向了更深的維度。它把人們從日常經驗的現實世界帶到偉大行動和深刻激情的理想世界,消除了平凡瑣碎的日常生活的無聊乏味,達到了對生命力無限的更高境界的提升。如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就塑造了一個與強大自然力抗爭的堅忍的老人形象,儘管老人最後並沒有作為勝利者的姿態把那條大魚帶回茅屋,但是由於苦難的磨礪而顯示出的不同常人的堅韌和頑強,使他本來佝僂的身軀在我們的閱讀視閾中顯得格外的偉岸和高大。他說:“人不是為失敗而生的,一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給打敗”。以否定的形式來寫肯定反而給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增加了絕大了藝術魅力,同時作品中濃重的悲壯和瑰麗的色彩更引發了閱讀者無盡的驚奇和讚美。因此悲劇的本質歸根到底是樂觀的,積極的。它只是用悲的形式來喚起主體沉睡的情感,從而激發主體的生命力。

三、古希臘悲劇理論在中國的發展及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影響

當西方的悲劇理論隨著美學理論的引進傳入中國之後,曾引發了一場關於美學的轟轟烈烈的學術研究熱潮。其中魯迅先生沿承並發展了恩格斯的現代悲劇理論,即“歷史的必然要求”與“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衝突從而產生悲劇的理論,提出了“悲劇是將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為悲劇理論的進一步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也為中國文學的深層表達提供了重要契機。所謂“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是指那些合乎歷史必然性的人類進步要求和美好品質。“毀滅”,是指這些有價值的東西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遭受到的挫折、失敗和犧牲。魯迅先生對悲劇的分析側重於說明悲劇的特定物件,即被毀滅的是有價值的東西,並暗示出悲劇的效果,從而引發人們對美好事物的惋惜。這個理論被應用於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創作之後,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創作模式和閱讀方式。

舉例來說。《雷雨》是現代戲劇藝術家曹禺創作的一部深受古希臘悲劇理論影響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悲劇性作品。曹禺在談到《雷雨》時說:“與其說是受近代人的影響,毋寧說是受古希臘的影響。”從命運悲劇與性格悲劇交融的角度出發,《雷雨》借鑑了古希臘的悲劇命運觀念和審美模式,並與我國的戲劇藝術相結合以表現人物的悲劇,成功地塑造了以命運悲劇為主要型別的侍萍的悲劇形象和以性格悲劇為主要型別的蘩漪的悲劇形象。從悲劇人物型別的角度看,蘩漪的形象塑造更具有鮮活的性格悲劇特徵。在她身上,人們既可以看到古希臘悲劇中美狄亞的身影,也可以看到莎士比亞悲劇藝術中重視人物性格悲劇的充分展現和對性格悲劇原因深度開掘的相關理論。而不論蘩漪的悲劇,侍萍的悲劇,還是周萍、四鳳、周衝的悲劇,都體現了人們所追求理想的無法實現,但仍執著、頑強追求的人生悲劇,從而很好的驗證了“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被毀滅”的性格悲劇和命運悲劇的完美結合。

具有悲劇意識的藝術作品,其深刻之處在於它們能夠透過表象反映事物內在的深刻本質。因為“悲劇的本質,即是以否定生命的形式,肯定人的生命價值和意義。――悲劇的美在於它流著眼淚甚至鮮血顯示了、獲得了或者強化了人的生命價值或生命意義。”因此無論是對於曹禺《雷雨》中悲劇性的人物和情節,還是沈從文小說中營造的唯美氛圍和未知結構的悲劇意識;無論是“在現代作家裡邊,把生活的黑暗、悲慘、殘酷寫得最充分,寫的最黑暗,最殘酷,也最讓人感到恐怖的”老舍小說中人物的性格悲劇和民族悲劇,還是張愛玲小說中人物的性格及存在悲劇,或是路遙小說中平凡人想要改變命運而不能的悲劇情懷:無論是魯迅《祥林嫂》式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悲劇,還是金庸武俠小說中英雄人物的壯懷激烈的悲劇,都給讀者以更深層意義上的啟迪和引導,使人們更多的從悲劇的痛感之後,感悟到更多快感的抒發和宣洩,更多的產生對人生意義的徹悟和思考。

結語

綜上所述,悲劇意識的滲透對文學作品的深層影響正如朱光潛所說,“一個人一旦遇到極大的不幸,就不會再以自我為中心,他會去沉思整個人類的苦難。而認為自己的不幸遭遇不過是普通的痛苦中的一個特殊的例子,他會覺得整個人類都註定了要受苦,他自己不過是落進那無邊無際的苦海中的又一滴水而已。整個宇宙的道德秩序似乎出了毛病,他天性中要求完美和幸福的願望使他對此深感惋惜。正是這種惋惜感在悲劇憐憫這種感情中佔了主要地位。”因此“悲劇意識為文學和藝術提供了人類學的審美價值和意義”。從某種意義上說,古希臘式的悲劇意識一方面把人類、文化的困境暴露出來,這種文化困境的暴露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挑戰:另一方面,悲劇意識又把人類、文化的困境從形式上彌合起來,這種彌合意味著對挑戰的應戰。可以說,在西方悲劇理論影響下的深度創作是20世紀初面對日益嚴峻的民族與社會危機時現當代作家普遍擁有的創作自覺和心態,也正是這樣一種富有張力和強烈生命感的深層表現,使得現當代的文學創作能以冷峻的眼光審視現實,同時也使其具有更深度的表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