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對《詩經》英譯在國際上的復譯和國內的復譯進行了比較分析，通過兩個方面進行：(1)國際復譯的異彩紛呈和國內復譯的兵微將乏(2)國際復譯的系統性和國內復譯的凌亂性指出國內復譯存在的問題，並對國內今後的研究提出設想。
【關鍵詞】國際國內復譯比較 《詩經》英譯 設想
《詩經》是作為中國漢族文學史上最早的詩歌總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的詩歌，從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直至至今。同時，《詩經》也是世界文化的寶貴遺產。由於其重要的歷史地位，產生了諸多譯家和譯本，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因此，《詩經》的翻譯就成為被關注的焦點，無論國際還是國內出現了許多《詩經》的譯本。本文擬對《詩經》國際復譯與國內復譯的分析比較，探討詩經翻譯存在的問題，並對國內今後的研究提出設想。
一、《詩經》的復譯
首先，復譯是指標對同一文字，在同一時期或在不同時期推出不同的譯本的行為，即共時和歷時兩種，前者指同一原著在同一時期有多個譯本，如2008年《沉思錄》集中推出18個譯本，涉及14家出版社，20名譯者;後者則指同一原著不同時期的不同譯本，如《紅樓夢》僅來說，從1920年至今就有10餘個版本，涉及多種語言，多國譯者。由於知識的增長和心理健康狀況的'變化而變得不確定時，復譯等行為就繼而發生。迄今為止，《詩經》翻譯已經有了三百多年的歷史和十分廣泛的實踐基礎，僅英語翻譯也已經有了逾百年的歷史，世界上幾乎每一種主要文字都已經有了《詩經》譯本。在國際漢學家和中國本土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詩經》復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世人提供了眾多風格各異的閱讀文字，為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做出巨大貢獻。
二、《詩經》英譯的國際復譯和國內復譯的比較分析
由於國際的地域語言和文化的差異性以及譯者本身的生平，身份，政治哲學觀點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詩經》的國際復譯和國內復譯也呈現了不同。筆者在此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對比分析，為以後的《詩經》翻譯研究提出幾點設想。
1、國際復譯的異彩紛呈和國內復譯的兵微將乏
早在17世紀，西方基督教來華的傳教士就開始翻譯儒家的經籍。《詩經》作為儒家的經典頗受重視。1626年，比利時人金尼閣用拉丁語翻譯了包括《詩經》在內的“五經”，這是已知的《詩經》最早的西文譯本。1829年，英國漢學家s在其專著《漢文詩解》裡以《詩經》和先秦至六朝民歌為例論述中國詩歌格律，開創了《詩經》原文英譯的先河。19世紀，隨著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的勢力擴張，歐洲漢學熱進一步升溫。1871年，英國漢學家裡雅各(James Leggle，1814--1897)在倫敦出版了他的《詩經》英譯本，這是《詩經》第一部英文全譯本。20世紀，《詩經》英譯全面繁榮，國際詩經研究中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美國著名詩人，翻譯家龐德(Ezra Pound，1885--1972)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1954年龐德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詩經》英譯本《詩經：孔子所審定的古典詩集》，譯文行文流暢節奏感強，富有詩意。
相對於國際詩經復譯的異彩紛呈，在我國翻譯研究史上，《詩經》翻譯研究的歷史卻並不長，其英譯研究只不過是近二十年左右的事，迄今為止還一直是一個比較薄弱的環節，一個價值及其巨大的翻譯研究領域在我顯然是被漠視和擱置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許淵衝，汪榮培兩《詩經》英譯本的出版，詩經研究在我國曾出現過一次小小的熱潮，近年來又恢復了沉寂。1993年，許淵衝的《詩經》英譯本出版，是建國後出版的第一個《詩經》英文全譯本。汪榮培，任秀樺的《詩經》英譯，是繼許淵衝之後出自中國人之手的第二個《詩經》英文全譯本。直到最近兩年《論許淵衝的翻譯美學思想》(韓昆)和《汪榮培古詩英譯技巧(任利)的發表，才對中國《詩經》英譯者的研究首開先河。因此，歷史短，規模小，強度小，影響小是我國《詩經》翻譯研究的總的特點。
2、國際復譯的系統性和國內復譯的凌亂性
《詩經》的國際復譯從開始出現就有比較明確的目的性，其傳教士來到中國主要目的是為了宣傳基督教，弘揚基督教義，才開始翻譯儒家經典，使西方瞭解中國。隨著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的擴張，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更好地統治控制中國，開始掀起了漢學熱，這樣人們對《詩經》認識和理解開始從文化和文學的角度來發掘，《詩經》在國際上的復譯也更具有科學性和系統性。因此，在國際上各個漢學家對《詩經》的翻譯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和理論。如英國學者裡雅各通過對中華經典《詩經》的翻譯和介紹，從思想，文化，文學諸方面對《詩經》進行跨文化闡釋，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譯介闡釋”。裡雅各對於清代《詩經》學獨立思考派如崔述等學說的重視以及對孔子刪詩說的考證等，體現其海德格爾的“闡釋迴圈”思想(他認為，我們對任何東西的理解，都不是用空白的頭腦去被動地接受，而是以頭腦裡預先準備好的思想內容為基礎，用活動的意識去積極參預。我們頭腦裡意識的“先結構”，使理解和解釋總帶著解釋者自己的歷史時代的色彩，所以，闡釋的迴圈是不可避免的。認識過程本身就是迴圈，但這種迴圈是螺旋式的上升而不是就地打轉轉)以及客觀派的闡釋風格。他認為，譯詩必須透徹瞭解原文，儘可能地貼近字面，不增譯，不意譯。他的譯詩基本上是分行的散文，既無節奏，也無韻腳，但讀起來頗為自然。美國學者龐德鑑於《詩經》在理解上有很大的難度，龐德採用加題注和腳註，對同一首詩做兩種不同的翻譯等方式來彌補翻譯的不足和譯文難以傳達的內容。又如英國學者韋理(Arthur Walley，1889--1996)他將《詩經》譯成自由詩，第一次打破了《詩經》風，雅，頌的次序，以詩歌內容編排，分為婚姻戰爭，農作等十七類。其翻譯完全超越了儒家傳統，成為純粹的文學研究。
相對於國際上《詩經》英譯研究的百家爭鳴的景象，我國國內對其的研究多是零星的和不繫統的。周發祥於1993年從《詩經》文化傳播的角度對《詩經》有總體評述，其觀點頗具參考價值。許淵衝的譯詩用的是典雅且富於韻律的詩化語言，既有緊扣原詩的直譯，也有旨在傳達原詩韻味的意譯。汪榮培作為我國著名的《詩經》翻譯家，對其英譯的總結是傳神達意，主張翻譯要形神具備。馬祖毅教授在他的《漢籍外譯史》中對《詩經》翻譯的歷史和譯本狀況介紹相對比較全面，先後涉及了多種語言譯本。但是在總體上，這些研究都還不夠系統和全面。
三、對國內《詩經》英譯翻譯研究的設想
通過對《詩經》英譯的國際復譯和國內復譯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國內對《詩經》的英譯研究成就比西方同行的研究成就還相差很遠，為此，筆者認為對於《詩經》的今後的英譯研究要更加全面系統和徹底，要從詩篇的思想價值、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等方面進行分析，對《詩經》英譯的各種現象進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又要在此基礎上進行適當的理論昇華，使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發揮重大作用。
四、結語
作為中國古代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深受人們的喜愛，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對其進行英譯研究可以有力地推動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但通過國際和國內《詩經》復譯的對比分析，我國《詩經》英譯的研究可謂是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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