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交流才能有發展，有發展必然會變異。所以，在21世紀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固有的中國文化不可能不面臨新的挑戰。挑戰之一是如何處理中國文化的現代性和傳承性。
這是幾千年特別是1840年以來中外文化交流中遇到的一個老，也是今後中外文化交流中必須解決好的一個新問題。近一個半世紀以來，為使中國的新文化既包容現代性，又接納好的傳統，提出過各種各樣的模式。如“主以中學，輔以西學”；“新學為體，舊學為用”；“建設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新文化”；“中國文化的充分現代化”；“全盤西化”，等等。這些模式都試圖在中國新文化的建設中找到一個而帶有永恆色彩的不變的框架，但皆含有很強的主觀因素。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新文化湧動，是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也就是說無法去事先設定一個人為的正規化。當強調“中學為體”的時候，往往會限制去吸收外來文化；當呼喚“全盤西化”的時候，又會忘掉了中國文化的傳統。其實，中外文化的交流是一種自由的選擇。能夠交流的東西，可以融合在一起；還不具備融合在一起的文化，人為地去促進，也見不了多少成效。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時期從西方引進的共和國、多黨等，費力可謂多矣，但中國不具有實行的條件，仍然以失敗而告終。況且，文化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來創造的，也是由人去自由交流和選擇的，讓眾多的民眾去按一個正規化去進行文化的交流和選擇，只能是異想天開。因此，只有充分把握文化交流中的自由特徵，才能實現真正的文化交流。以廣闊的開放的胸襟，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洋為中用，才合乎文化交流的一般。劃主次、定比例的，是根本不可能的，必然是一種誤導。在21世紀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必然會以開放的姿態去迎接未來文化；而隨著中國現代化的實現，文化也會逐步現代化。在中國文化現代化的程序中，自然要去處理外來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自然要用現代的理念、現代的價值判斷去重新解析和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中國文化的傳承順理成章地在現代化的程序中得以實現。所以解決現代性與傳承性的問題，應該以現代駕馭傳承，最後以傳統文化的現代化為歸宿。然而，真正科學地做到以開放促交流，以交流促現代化，以現代化促傳承，非常困難。往往講現代化時，就忽略了繼承傳統；弘揚民族傳統時，又和文化的現代化對立起來。忽略了傳統的繼承，會導致對外來文化的不準確的選擇；忘記了現代化，又可能出現對外來文化的排斥。因而，在21世紀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明確提出注意處理現代性和傳承性的關係，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值得進行長期研究的。
挑戰之二是如何處理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世界性與民族性。
所謂文化的“世界性”，就是指文化的先進性和時代性。具體來講，就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文化要保持先進地位，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始終維持一種高勢能的文化。這種世界性，沒有文化的交流是無法實現和保持的，特別在世界已成為“地球村”的21世紀更是如此。所以，21世紀的中國文化，只有充分的世界性，才能具有時代性。從看，其中最主要的是處理好中西文化的關係。在解決這個問題上，明清以來已經走過了近500年的路程，但仍然沒有處理好。五四運動時期，不少高水平的思想家致力於中西文化關係的研究，提出了許多非常有價值的解決方案。但多數人試圖在中西文化上找到一個簡單的公式，即西方文化是什麼，中國文化又如何，然後取長補短，自然就使兩種文化結合在了一起，中國文化在這種結合中自然就具有了時代性。這種思維模式使他們苦思冥想，妄圖用幾個字或一兩句話概括中西文化。如李大釗曾明確指出：“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創造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1]這樣的區分，似乎有道理，但只要仔細去推敲，則會發現許多漏洞，缺乏科學性和準確性，進入了簡單化的誤區。因為，無論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巨集大而駁雜，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概括了的。東方文化中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來證明其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西方文化也能夠找到很多例項，指出其消極的成分，說明其並非全是積極的。正確的思維應該是認真而全面地去研究東西方文化，以博大的胸懷去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在碰撞與融合中創造新文化。李大釗在《新青年》的一篇文章中講得好：東西文化，“一個是新的，一個是舊的。但這種精神活動的方向，必須是代謝的，不是固定的；是合體的，不是分立的，才於進化有益。”[2]中外文化在交流中新陳代謝，才可以使中國文化具備世界性。但實際運作起來相當困難。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突起的時候，知識界又在重複五四時期的舊思維，又花大力氣去討論東西文化的優劣所在，試圖用幾個字或幾句話來講清楚兩種文化的差異。這當然無法如願。所以，在中西文化的研究和交流中想簡單一些或省力一些，都是不現實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歷史已經證明，只有刻苦而持久地進行中外文化的研究，同時持久不懈地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才能使中國新文化和世界接軌，才可以具備文化的時代性和先進性。當然，也不能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外來文化在中國真正紮根，必須具備了中國的民族特點，才有可能變為現實。利瑪竇等西方的傳教士早就認識到了這一點，幾千年的中外文化交流也證明了這一點。民族性是外來文化存在的必備的形式。相反，文化的民族性，只有具備了時代性或先進性之後，才可以傳播、發展。文化的先進性或時代性是核心，文化的民族性是形式。時代性必須依賴於民族性才能生存；民族性只有寄託於時代性才可以保持。二者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缺一不可。
挑戰之三是國民素質的提高，也就是大家常講的國民性的改造。
任何美妙的設計，任何精心制定的方針政策，最終都要人來具體實施，都要由人來完成。何況文化是人創造的，文化的交流，新文化的建設，就更和人的水平、人的特性、人的素質密不可分地聯絡在了一起。以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已經證明，人的素質決定著文化交流的風貌。21世紀的中外文化交流還將繼續證明這一點。有鑑於此，歷來的有識之士都注重民族素質的提高和國民性的改造。梁啟超一生呼籲開發民智，魯迅畢生去解剖國民性，致力於國民性的改造。在今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華民族能否立於不敗之地，能否通過文化交流促進中華文化的化，歸根到底要看民族素質的高低。但是，提高民族素質，改造國民性格，是相當難的一件事情。俗話講，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國民性的改造要多種因素去綜合運作，還必須在創造文化的過程中去實現人的本能的提高。那種為改造人而“改造”人的做法，靠“靈魂深處鬧革命”的辦法，不但提高不了人的素質，反而會更糟。一個民族國民性的變遷，只能隨著人民的富裕和的進步而變遷。在當前，就是隨著現代化的步伐而逐步。現代化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石。而且，隨著人的素質的提高，又反過來推進現代化的程序。現代化和人的素質是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人的素質和中外文化交流也是這樣的辯證關係。民族文化素質高了，既可以放眼全球，將高水平的文化引進到，又可以向世界傳播優秀的中國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永遠立於不敗之地。這種高素質、高水平的文化交流還會造成一大批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家，將中外文化的推向新的境界。歸根到底一句話，21世紀中外文化交流的面貌主要是由中國人的素質來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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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言治[J]，北京，1918，(3).
[2]李大釗：新的!舊的!，新青年[J]，北京，第4卷，第5期.
[3]李喜所主編：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