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三國演義》取得了長足進展，成為古代小說研究領域成績最為顯著的分支之一。短短二十一年（1980—2000）間，大陸公開出版《三國演義》研究專著、專書（含論文集）大約100餘部，相當於此前三十年的二十倍；發表研究文章1600餘篇，相當於此前三十年的十倍多。從總體上看，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大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在一系列上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基本情況，可參見拙作《八十年代以來〈三國演義〉研究綜述》一文（載《稗海新航――第三屆大連明清小說國際會議論文集》，春風文藝出版社）。
在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時候，如何把握《三國演義》研究的方向，如何在新的世紀把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這是值得每一個研究者認真思考的問題。這裡就值得重視的幾個問題略述己見，以就教於學術界同行。
一、新的突破必須以版本研究的深化為基礎
讀書必先明版本，這是學術研究的常識。要全面、系統地研究一部作品，弄清其版本源流乃是必不可少的基礎。對於研究者整體而言，如果缺乏正確的版本知識，研究的性、準確性、完整性就會受到侷限。舉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些人常常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句話來概括《三國演義》的主題，羅貫中的思想；其實，這只是一種順口的、省事的說法，雖然方便，卻並不準確。首先，此說的基礎是毛本《三國》開頭的第一句：“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明代的各種版本卻根本沒有這句話，不能隨意用它來表述羅貫中的創作意圖。其次，在羅貫中的心目中，“分”與“合”並不具有同等地位。儘管作品表現了東漢末年由“合”到“分”的過程，但這只是全書的發端，是對既定的客觀史實的敘述；這種“分”並不反映作者的願望，恰恰相反，作者對這一段“分”的歷史是痛心疾首的。作者傾注筆墨重點描寫的，倒是由“分”到“合”的艱難程序，是各路英雄豪傑為重新統一而艱苦奮鬥的豐功偉績。由此可見，如果要全面把握作品的思想內涵，就必須瞭解不同版本的區別；要從總體上提高研究的水平，就必須打好版本研究這個基礎。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人們對《三國演義》版本的研究是比較粗淺的。一些學者雖然知道《演義》的重要版本除了清代康熙年間以來流行的毛綸、毛宗崗評改本（簡稱“毛本”）之外，尚有明代的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簡稱“嘉靖本”）等多種版本，但基本上都接受了鄭振鐸先生在其名作《三國志演義的演化》中的論斷：“這許多刊本必定是都出於一個來源，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的。”①由此形成這樣幾點普遍的誤解：（1）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或者就是羅氏原作；（2）《三國演義》只有由嘉靖本派生的一個版本系統；（3）在眾多的《三國》版本中，最值得重視的只有嘉靖本和毛本。因此，在很長一個時期裡，各種文學史、小說史論述《三國演義》時，一般都主要針對毛本，附帶提及嘉靖本，而對《三國志傳》、“李卓吾評本”等其他明代刊本幾乎不屑一提。這種狀況，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三國演義》研究的總體水平不高。
八十年代初期，人們開始重視對嘉靖本的研究；不過，對《三國》版本源流的基本認識，仍大致與以前相同。因此，儘管這一時期初步打開了研究的局面，但尚未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從八十年代中期起，特別是1987年1月中國《三國演義》學會舉行《三國演義》版本討論會以後，有關專家對《三國》版本的源流演變的認識大大深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價值的新觀點：（1）《三國演義》的各種明代刊本並非“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諸本《三國志傳》是自成體系的；（2）從版本演變的角度來看，諸本《三國志傳》的祖本比較接近羅貫中的原作，甚至有可能就是羅氏原作（當然，不同的志傳本的刻印者可能都有所改動），而嘉靖本則是一個經過較多修改加工，同時又頗有錯訛脫漏的版本；（3）從版本形態的角度來看，《三國演義》的版本可以分為三個系統：一是《三國志傳》系統，二是《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三是毛本《三國志演義》系統②。按照這些觀點，既然嘉靖本並非“最接近羅貫中原作的版本”，更不是“羅貫中原作”，那麼，根據它和其中的小字注來考證《三國演義》的成書年代便是靠不住的。這些見解，大大開拓了人們的視野，衝擊了舊的思維模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整個《三國》研究的發展，並在某些問題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