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世說》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前五十年（清末至1949年）和後五十年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研究重在註釋、校勘、考證，同時也出現了較有系統的專題論文，為後來的研究鋪平了道路；第二階段則在前五十年的基礎上，進行多角度、多層面、成體系的研究，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
前五十年的《世說》研究，明顯地表現為從傳統向現代的過渡態勢，在研究的視角與具體方法上呈現出新學對舊學的繼承、發展和揚棄的清晰脈絡。如果說，劉盼遂《世說新語校箋》（1928年）、李審言《世說箋釋》（1939年）、沈劍知《世說新語校箋》（1944年）、程炎震《世說新語箋證》（1942、1943年）等著述是以舊學為背景、注重實證、嚴於考校的披沙簡金之著述，那麼，一批視野開放、角度新穎、大開大闔的專題論文的湧現，則是這一時期《世說》研究的一道悅目的風景。宗白華《論世說新語和晉人的美》（ 1940年）、 馮友蘭《論風流》（1944年）、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1945年）、賀昌群《世說札記（麈尾考）》（1947年）以及許世英、趙罔、紀庸、朱建新等人的文章從各自感興趣的角度入手，探幽發微，各開生面，使《世說》研究第一次呈現出多元、立體、現代的發展態勢。
此外，魯迅《小說史略》（1923年）和《中國小說的的變遷》（1924年）二著，給《世說》做了文學史特別是小說史的定位，後來的研究，無不循此路徑。作為演講稿，魯迅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以《世說》為藍本，對魏晉歷史及人文諸狀況多有闡發，時見精義，也為《世說》研究做出了貢獻。
總的說來，前五十年的《世說》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四十年代；從成果上看，校注與專題論文齊頭並進，各擅勝場；並且，出現了劉盼遂、李審言、魯迅、陳寅恪等一批對《世說》研究有突出貢獻的學者；可以說，這五十年，是《世說》研究的興盛期。
比之前五十年，後五十年《世說》研究的突出印象是：專題論文的豐富多采，校、箋、注、譯的集大成，研究著作的相繼問世。但是，由於因素的和制約，80年代以前三十年的《世說》研究，與世紀末的近二十年相比，顯得沉寂、低迷，成果不多。這一時期的論文主要有：陳寅恪《書世說新語文學篇“鍾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後》（1956年）；許震堮《“世說”裡的晉宋口語》（1957年）；劉葉秋《試論〈世說新語〉》（1957年）；王佩諍《世說新語校釋掇瑣》（1957年）；易藝五、乃正、陳直等人也有專文發表；此外，王利器《世說新語校勘記》（1956年）也是這一時期《世說》研究的一個重要成果。這三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50年代，特別是1956、1957兩年，此後長達二十年間，《世說》研究滑入低谷。
“新時期”以來的二十年，《世說》研究迎來了它的“復興”，各種論文、注本和研究著作層出不窮，盡態極妍。在眾多的論文中，對以下幾個的探討尤為引人注目：（一）《世說》作者及書名問題；（二）《世說》版本及註釋問題；（三）《世說》性質及思想傾向問題；（四）魏晉清談研究；（五）《世說》特色及美學價值的研究；等等。這些熱點的形成，是潮流與學術自身發展的結果。劉兆雲、侯忠義、鄭學韜、寧稼雨、江興祐等人對《世說》成書、性質及其思想傾向的爭鳴；蕭艾、徐傳武等人對劉注的考察；以孔繁、葉柏樹、周舸岷、信應舉為代表的清談研究；以及郭豫適、吳代芳、錢南秀、馬寶丰、郭孝儒、張永昊、範子燁等人從文藝學、美學諸角度進行的探討，均能自出手眼，從而把以上熱點問題引向深化。此外，朱一玄《朱鑄禹先生〈世說新語彙集註〉序》和羅國威《〈世說新語詞典〉序》也是兩篇頗見功力的概述性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