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興”的研究現狀概述
二十世紀以來人們對“興”的研究引入了現代意識，拓寬了學術視野，對這一傳統的文藝學美學觀念進行了多角度的切入，鞭辟入裡，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首先，注重對本源的考索，而尤其注重對其原創性美學思想的探討，發掘其中所蘊含的文化根源和思維特徵，發掘其中所蘊含的民族精神和詩性品格。但儘管學者們的熱情空前高漲，結果卻仍人言言殊，很難達到預期的目的。這就說明，“興”所蘊涵著的潛在意義，一如西方文藝學美學中的表現與模仿，悲劇與崇高，成為一個常說常新的話題。
從總體上來看，現當代有關“興”的見解大致有如下幾種：
一、“興”是詩歌創作中的“協韻起頭”。這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術界的普遍看法。由於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古史辨派首開風氣，以顧頡剛為代表的學人以疑古的態度較早將目光聚焦比興，開始了對這一問題探索的艱難旅程。
由於對朱熹《詩集傳》的比興界定大為困惑，顧頡剛從反思《詩經》著手，通過對他收輯的現代民間歌謠的分析，“忽然在無意中悟出興詩的意義”，[2][P674] 於一九二五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起興》的文章。他認為，“興”的運用主要在於協韻起頭，沒有高深的內涵。就像歌謠“陽山頭上竹葉青，新做媳婦像觀音”，“陽山頭上花小籃，新做媳婦許多難”，[3][P674]“新做媳婦的美，並不在於陽山頂上竹葉的發青，而新做媳婦的難，也不在於陽山頂上有了一隻花小籃。它們所以會這樣成為無意義的聯合，只因為‘青’與‘音’是同韻，‘籃’與‘難’是同韻。若開首就唱‘新做媳婦像觀音’，覺得太突兀，站不住，不如先唱一句‘陽山頭上竹葉青’，於是得了陪襯，有了起勢了。”[4][P675]由此，他反推《詩經》中的《關雌》一詩：“我們懂得了這一個意思，於是‘關關雌鳩’的興起淑女與君子便不難解了。作這詩的人原只要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但嫌太單調，太率直了，所以先說一句‘關關雌鳩，在河之洲’。它的最重要的意義，只在‘洲’與‘逑’的協韻。至於雌鳩的情摯而有別，淑女與君子的和樂而恭敬，原是做詩的人絕沒有想到的。”[5][P676]此後，鍾敬文、何定生堅決維護其師顧頡剛的觀點，並舉《詩經》和民歌的例子加以論證。古史辨派在這帶有極端化的研究中顯現了他們想突出傳統學術重圍的決心，然而這種武斷的態度帶有極強的消解傳統闡釋的傾向。方法顯然過於簡單、片面，但是，儘管古史辨派把“興”僅僅理解為“協韻起頭”的研究存在表面化、簡單化的傾向，這些研究卻仍給人們以有益的啟示。
二、比、興是兩種“表現手法”。這以朱自清的研究成績最為突出，他的研究成果集中表現在《詩言志辨》中。《詩言志辨》專列有《比興》一篇，在這篇文章中，他從《毛詩》下手，對“賦”、“比”、“興”本義的闡釋也只以關切《毛詩》為主。他認為，比興與詩教關係密切，“比興有‘風化’‘風刺’的作用，所謂 ‘譬喻’，不止是修辭，而且是‘譎諫’了。”[6][P49]通過對《毛詩》的實際考察，他認識到，“《毛傳》‘興也’的‘興’有兩個意義，一是發端，一是譬喻；這兩個意義合在一塊兒才興。”[7][P53]同時，他又認識到《毛傳》譬喻的無限複雜性，有時興句是平行的譬喻，又稱顯喻（Simile），有時興句是孤懸的隱喻，兩者的意義特別難以辨明，只能根據《毛傳》的理解粗略分析。在區分興與比時，朱自清說：“只有發端才是興，興以外的譬喻是比。”[8][P60]因此，語義模糊。朱自清的研究較之古史辨派有更強的說服力，但是儘管如此，他的論證仍給人以霧裡看花之感，這恐怕也是他反覆強調比、興的二義“纏夾”的原因。
三、從宗教學、民俗學的角度探討“興”的本義。此以聞一多為代表。聞一多看到了《詩經》裡的興句中存在著“他物”與“所詠之辭”之間意義鬆散的事實。因此，他指出《詩經》中的“他物”原本都有神話、宗教上的含義，這種含義原本與“所詠之辭”有著密切的關係，只是由於宗教、神話觀念的逐漸淡化，物與辭之間的關係才變得陌生與突兀。比如，聞一多認為《詩經》中以鳥類起興的詩與原始圖騰有關，以魚類起興的詩與古老的生殖崇拜有關，等等。聞一多的這一思路得到了今人趙沛霖的繼承和發揚。趙沛霖對《詩經》作品中的興象作出了更普遍、更深入的宗教、神話意義上的解釋。他在《興的源起》一書，討論了原始興象與宗教觀念和“興”的起源的關係，指出“興”是宗教觀念內容向藝術形式的積澱。他說：“……從興起源的整個過程來看，恰恰是複雜的宗教觀念內容演化為一般的規範化的詩歌藝術形式，其不同於科學中的抽象和概括之處，即它的根本特點就是積澱——宗教觀念內容積澱為藝術形式。”[9][P76-77]趙沛霖從發生學的角度對“興”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義，是建國以來關於這一領域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雖然他們從神話、宗教上去解釋“興”所取的思路是對的，但試圖為每一種興象找出相應的確定的神話、宗教原型卻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他們都考慮到興象具有神話內涵，卻沒有考慮到這種神話內涵只有在一種神話思維中才是合理的，而神話思維的特點剛好是不遵循確定的因果關係的。
幾乎與此同時，域外學人也從這方面開始了對比興的深入探討。日本學者白川靜從民俗學的角度切入，將“興”解釋為一種宗教禮儀活動。他認為，具有預祝、預佔等意義的事實和行為，由於作為發想加以表現，因而把被認為具有這種機能的修辭法稱為“興”是合適的。這不僅是修辭上的問題，而是更深地植根於古代人的自然觀、原始宗教觀之上；可以說一切民俗之源流均在這種發想形式中。[10][P49]這與對“興”的字源學的考證殊途同歸。“興”的古字寫為“輿”。楊樹達先生在《釋興》一文中說：“興之訓起，以字形核之，當為外動舉物使起之義。”[11][P1479]“餘謂（興）像眾手合舉一物，初舉時必令齊一，不容有先後之差，故必由一人發令眾人同時並作。字從口者，蓋以此。”[12][P1479]“興”字的構成很可能就是先民的巫術宗教儀式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