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世紀之初的醞釀和發動，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具有新觀念和新形態的唐詩研究著作陸續產生。概述性的如費有容《唐詩研究》（大東書局1926）、許文玉《唐詩綜論》（北京大學出版部1929）、胡云翼《唐詩研究》（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蘇雪林《唐詩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楊啟高《唐代詩學》（南京正中書局1935），專題性的如胡云翼《唐代的戰爭文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陸晶清《唐代女詩人》（上海神州國光社1931）、孫ｌｉáｎｇ＠②工《唐代的勞動文藝》（上海東亞圖書館1932）、劉開榮《唐代詩中所見當時婦女生活》（上海商務印書館1943），或從整體概括，或就區域性開發，均能自出手眼，不囿於傳統，其表述的系統性和論證的嚴密性亦迥異於前人的詩話、詩論。此外，對具體作家如張九齡、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孟郊、韓愈、白居易、賈島、李賀、杜牧、李商隱、羅隱、韋莊等，亦皆有年譜、評傳、研究專著及論文問世，體現著進入學術領域的唐詩研究的初步業績。
這個時期的學者中貢獻較大且最具特色的，有聞一多、朱自清、陳寅恪、岑仲勉、錢鍾書諸家。聞一多給唐代詩人及其作品作了大量考訂工作，以此為憑藉來把握唐詩的流變，便有一個縱貫全域性的眼光。他的《唐詩雜論》和後經其學生鄭臨川整理髮表的《聞一多說唐詩》，皆為未完成的著述，卻處處顯示出文學史家的巨集通視野，至今還給人以啟迪；所選《唐詩大系》，亦能突破傳統正變觀的拘限，多從性著眼，成為這個世紀以來第一部影響深遠的唐詩選本。朱自清專門評論唐詩的著述並不多，但他的《〈唐詩三百首〉指導大概》一文，對唐詩的題材、作法、體裁、流變、格律、聲調等有較全面而中肯的解析，為閱讀和批評唐詩指示了門徑；所撰《經典常讀》中力破固有的唐宋門戶之見，主張從文學創新的角度來衡量宋詩變唐的利弊得失，使得這一長期懸而未決的公案有了明確的方向，也給後來繆鉞、錢鍾書等有關唐宋詩風的異同比較提供了依據。陳寅恪和岑仲勉，則是以學家的身份來觀照唐詩，所創“以詩證史”、“以史證詩”的，將史學與詩學熔為一爐，不僅豐富了詩、史雙方的研究資料，還廣泛涉及唐代、、科舉、宗教以及民族交往、國際交流與詩歌創作間的多重互動關係，展現出文學與人生諸方面縱橫交錯的複雜圖景。至於錢鍾書《談藝錄》一書系用傳統筆記體裁寫成（其中相當部分述及唐詩），雖不重建構，而每下一斷語，必窮源竟委地引證中外古今資料，以期在互參互證中使問題得到生髮，故被譽為文學上比較研究之典型。以上諸家各從不同的思路進入唐詩園地，他們的學術成果對於整個20世紀古典文學學科皆有方法論上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