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公司如何分配股權?股權這塊蛋糕要怎麼分?
一個問題
不久前，在一次線下聚會上，我和一位連續創業者聊起了這些年的創業的得失。我把一個開放性的問題扔給了他，“你覺得創業這個從無到有的過程中，什麼是最為尖銳的痛點?”
他的回答很精煉，只有一個字，“人”。我倆相視一笑，各自點頭。
事實如此，任何現代企業的經營行為核心都在於人，而創業又是風險相對確定、回報不太確定的經濟行為，它對人性的考驗更為尖銳。對於中小企業而言，尋找合適的合夥人難，挖掘並留下骨幹員工難。無論科技創業公司還是偏傳統的行業，面對的矛盾都是類似的——人性是以利己為主的，人心難聚是世間常態。
不少創業者都和我吐過這樣的苦水，初創企業的劣勢重重，規模與前景問題擺在眼前，招人難，招到真正能與我們榮辱與共的同行者難上加難，而即便招到了人才，留住這些人又是新的問題。創業公司要要制定怎樣的股權激勵方案，才能達到既能留住核心員工的效果，又能最大限度保障公平，還能在長期靈活調整?
每當這個時候呢，我都會反問我面前的創業者朋友——“你創業的初心是什麼?”
是為了買車買房，實現財務自由，為家人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還是想真正成就一番事業，讓世界變得稍微更美好一點點?這個問題雖然抽象，但它關乎我們如何解決“人”的問題。
一個故事
先不忙說你心裡的答案，我們先來說說這麼一個故事。
明清時期有句流行語，即一等、二等人才去衙門，三等、四等人才在社會上混。這是當時全部中國的寫照，學而優則仕，抱負得以施展，經濟利益也相對較大。但是呢，到了山西，整個形勢顛倒過來了，成了一流、二流人才去票號，三流、四流人才去衙門。
山西當時的價值觀和其他地方完全顛倒?別處追求的是是讀書做官，山西人反倒是讀書經商。為什麼很多人要放棄走仕途，而要走這樣一種道路呢?
十多年前火遍全國的電視劇《喬家大院》裡面有過這麼一個情節：
馬荀是喬家旗下復盛公錢莊的“跑街的”，也就是錢莊夥計，這個職能拿到今天來說，像是如今銀行櫃員，客戶經理，理財諮詢師的結合體。這個人雖然地位不高，但業務能力極為出眾。喬家大佬喬致庸的助手是這麼形容這個人的價值的：“錢莊七八成的買賣，都出自他手。”
但馬荀進入了職場生涯的“瓶頸期”——業務能力備受認可，薪酬卻停步不前。毫無疑問，如果當時有獵頭，馬荀就是一頭肥羊。一聽馬荀想要出走，喬致庸坐不住了，但他還沒太多辦法。
在當時的票號之間，有一套人才流動的潛規則，如果一個員工的學徒期滿，別的票號給出了更高薪酬，那麼東家就不能強留人家，這相當於斷絕員工財路，與商業文明的道義不符。另一方面，強留員工只會埋下積怨，於人於己都毫無益處。
對於喬致庸而言，留下看上去註定要走的馬荀，似乎並不容易。
隔天，喬致庸把馬荀約到了飯局上。酒過三巡後喬致庸開門見山：“馬荀，說吧，我要怎麼辦，你才會不走?”
馬荀笑著搖頭。
“我先把話撂這兒，我不會讓你走的!”喬致庸先將了一軍。
馬荀馬上給喬致庸戴高帽，順便暗示行規：“東家宅心仁厚，不會強留馬荀。”
“那可不一定，說吧。說出了道理，我就放你走;說不出來，你就走不了!”喬致庸顯然是來真的。
馬荀猶豫再三，先大訴背井離鄉，辛勞打拼之苦，隨後直言：“東家，其實就是我不說，這層窗戶紙早晚也要捅破。天下熙熙，皆為利來……”
喬致庸被反將了一軍，但他不緊不慢的把問題回給了馬荀：“為什麼總是夥計辭號，掌櫃的差點把復字號弄得破產還債，也沒有一個真想辭號?”
馬荀聞言笑了起來：“東家，這您都不知道?做生意的規矩，東家出銀子，佔的是銀股;掌櫃的出任經理，以身為股。他們不願意辭號，是因為第一他們的薪金比夥計們多十幾倍、幾十倍;第二他們頂的還有身股，四年一個賬期，能和東家一起分紅利。我要是掌櫃，也不願辭號。”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身股”。晉商將商號的股份分為銀股和身股，銀股是財東(相當於股東)投資商號的合約資本，對商號的盈虧負無限責任;身股是財東允許掌櫃等重要夥計以人力(而非資本)充頂股份，可以參與分紅，但不對商號的虧賠負責，在離職後也將歸零。
在利益分配上，身股與銀股同權同利，都是在工資之外對利潤的分紅。唯一的不同在於，身股不得轉讓，“人在股在，人走股沒”。
這時候喬致庸開始了自己的全面反攻：“為什麼就不能讓夥計也按勞績頂一份身股，到了賬期參加分紅?”
馬荀笑而不語。
答案不言自明，如果給夥計分蛋糕，那麼掌櫃和東家自然就會少一塊。但喬致庸不這麼看，他問：“馬荀，你想在生意裡頂多少身股，才願意留下?”
“東家，您真願意讓我這夥計也在生意裡頂一份身股?”激動之時，馬荀也難掩忐忑，“這不可能，全天下的晉商都不會同意的!”
喬致庸對自己能夠留下馬荀更加確信，但他需要拿出一個無法拒絕的籌碼。你自己覺得該頂多少身股?”他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