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精神疾病，但你有沒有思考過人會抑鬱的原因呢?下面就讓小編為大家科普一下吧!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人遭受抑鬱的折磨?研究顯示，30%～50%的人一生中曾出現過符合當前重度抑鬱臨床診斷標準的症狀。其他精神疾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和強迫症，隻影響著1%～2%的世界人口。抑鬱如此驚人的高發病率似乎提出了一個進化悖論：大腦在促進人類生存和繁衍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所以，進化的壓力應該使我們的大腦能夠抵禦發病率如此之高的腦功能障礙。一般來說，精神障礙確實很罕見——可為什麼抑鬱不是這樣呢?
如果抑鬱是衰老引發的問題或是現代化生活方式的結果，那麼這種悖論或許就能夠解決。然而，衰老無法解釋抑鬱，因為人們很有可能早在青春期或青年期就患上抑鬱症了。所以抑鬱可能更像是肥胖症，是一種由於現代生活環境與祖先時代千差萬別而引起的社會問題。不過這個解釋似乎也不能令人滿意：在經過仔細研究的每一個文明當中，科學家都發現了抑鬱的症狀，其中包括巴拉圭原始居民阿契人(Ache)和非洲南部喀拉哈里沙漠的昆人(!Kung)——這些人的生活環境被認為與我們的原始祖先十分相似。因此，“時代進步造就抑鬱”這一解釋也不能立足。
還存在另一種可能：或許在大多數情況下，抑鬱根本就不該被看作是一種精神障礙。我們認為，抑鬱事實上是人類的一種適應能力：一種既給思維帶來損耗又能帶來實際利益的狀態。當一個人處於抑鬱狀態時，思維更具分析能力，而且也更專注——這種對解決複雜問題非常有利的反應可能正是最初觸發抑鬱的原因。如果心理健康專家能夠從這一點出發來理解抑鬱，他們在治療時就可以更好地緩解病人的痛苦以及其他伴隨性損傷，幫助病人找到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
抑鬱並不等於精神障礙
自從精神障礙出現以來，精神病學對這一概念一直很難明確定義。我們現在對精神障礙的理解又是否正確呢?現有的精神障礙診斷標準要求把“個體在臨床上表現出顯著的痛苦或損傷”的心理狀態當成是一種心理失常。但是，單這一條就能確認個體的某種痛苦表現就是精神障礙嗎?
舉個例子，發燒的病人可能會在臨床上表現出顯著的痛苦與功能損傷，思維與工作能力受損，並且普遍感到非常疼痛或痛苦，但是這些症狀不足以將發燒確診為一種功能障礙。當然，發燒是進化而來的、應對感染的一種反應——它負責調節免疫應答。它引導對抗感染的細胞進入最有可能受到感染的組織，並調節產生免疫應答時所需的化學物質，但這種物質同時也會造成人體組織的損傷。
這種複雜的調節作用強有力地說明，發燒是人類的一種適應性，是在進化過程中通過自然選擇形成的、執行有益功能的一種特性。確實，針對人類及其他動物進行的多項研究都顯示，使用阿司匹林等藥物治療發燒往往會延長感染的時間;在受到嚴重感染時，發燒能夠增加存活機率。所以，如果根據精神病學使用的“痛苦和損傷”標準將發燒定義為一種功能障礙，就會誤導大眾產生錯誤的結論——發燒不是人體功能障礙的結果，事實上恰恰相反。
痛苦和損傷也常見於抑鬱。抑鬱是一種苦悶的精神狀態，抑鬱的人甚至無法正常生活：不能集中精力工作，往往把自己孤立起來，整天無精打采，在吃飯和性行為等活動中常常都難以獲得樂趣。但這不一定意味著一段時期的抑鬱狀態就是精神障礙，就像發燒時的痛苦症狀並不意味著它是一種功能障礙一樣。
然而，就算精神病學對於精神障礙的定義不正確，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證實像抑鬱這樣負面的心理狀態不是功能障礙，而是一種進化適應性。認為抑鬱有益的一個理由，來自於大腦內分子水平的研究。5-羥色胺1A受體(5HT1A receptor)是一種位於神經細胞突觸上的受體，它們會吸收一種叫做5-羥色胺(serotonin)的神經遞質。5-羥色胺與抑鬱的產生密切相關，而且是目前大多數抗抑鬱藥物的靶標。缺少5-羥色胺1A受體的齧齒動物在應對壓力時幾乎不會表現出抑鬱症狀，這說明5-羥色胺1A受體在某種意義上促進了抑鬱的產生。科學家比較了大鼠與人類的5-羥色胺1A受體的功能構成，發現它們的近似程度達到99%，這說明人類和鼠類共同的祖先就已經擁有了它，並且在此後長達幾百萬年的自然選擇中保留了下來——5-羥色胺1A受體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若真是那樣的話，“啟用”抑鬱的能力似乎就十分重要，而不是進化中的偶然事件或者大腦功能障礙的結果。
專注思維
抑鬱到底有什麼作用?抑鬱的人通常會十分專注地思考他們的問題，陷入一種持續的“沉思”(rumination)狀態，而且很難再去思考其他事情。大量研究顯示，這種思維方式分析性很強。抑鬱的人處理複雜問題時，會把整個問題分解成一個個小問題，每次思考一個小問題。
這樣的分析方式可以讓思維變得更高效。跟原來的大問題相比，分解後的小問題要簡單得多，這樣一來整個問題也就更容易解決了。確實，當你遇到一個難題，比如說一道數學題時，感到抑鬱通常是一種有效的反應，它可能會幫你分析並最終解決問題。我們在一些研究中也發現，在解決智力測試中的複雜問題時被弄得越抑鬱的人，在測試中的得分也越高。
分析問題需要大量的思考，而且不能中斷。抑鬱會協調人體內的許多變化，讓人們在思考時不會分心。在一個被稱為腹外側前額葉皮層(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VLPFC)的腦區內，神經元必須不斷放電以避免人們分心。但是這種持續的放電會消耗VLPFC神經元的大量能量，就像爬山時汽車引擎極其耗油一樣。而且持續放電可能會使神經元細胞衰弱，就像汽車引擎長時間超負荷運轉會出現故障一樣。對大鼠抑鬱的研究顯示，5-羥色胺1A受體參與了為VLPFC腦區神經元提供放電所需能量的過程，還能防止這些神經元衰弱。這些必要的處理過程讓抑鬱性沉思可以在神經元損耗最小的情況下不受干擾地持續進行。這或許可以解釋5- 羥色胺1A受體在進化過程中為何如此重要。
考慮到分析問題時不能夠被打擾，抑鬱的其他表現也就可以理解了。比如說，為了避免因參與到其他社會情境而被迫思考其他問題，抑鬱的人傾向於與社會隔離;同樣，感受不到性生活或其他活動的樂趣可以防止抑鬱的人因為這些活動而從自己的焦點問題中分心。就連抑鬱的人經常沒有食慾都可以被理解為是促進分析思維的表現，畢竟咀嚼以及其他一些口部動作會干擾大腦處理資訊的能力。
抑鬱性沉思容不得半點分心，因此在包括智力測試和閱讀理解測試在內的許多認知任務中，抑鬱的人通常比不抑鬱的人得分低。大量證據表明，這是因為抑鬱的人在完成心理學家交給他們的任務時，心裡想著其他事情，這干擾了他們專注於認知任務的能力。除了引發他們抑鬱的問題以外，抑鬱的人對其他任何事情都難以專注思考。
社會問題解決能力
是否有證據證明抑鬱性沉思確實存在好處?大多數臨床醫生和研究人員都相信，抑鬱性沉思是有害的。如果這種假設是正確的'，那麼幹擾這種沉思或者避免這種沉思出現的方法應該能使人們快速走出抑鬱陰影。可惜這一“假設”並沒有證據支援。試圖擺脫這種沉思的人藉助酒精或者藥物轉移注意力，往往會使他們抑鬱得更久。相反，鼓勵沉思的干預方法，例如寫出自己的心思，往往能夠更快地解決抑鬱問題。
另一方面的證據來自於抑鬱的人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研究發現，處於抑鬱情緒中的人能夠更好地解決社會矛盾，例如與父母或伴侶等自己依賴的、協作的或者幫助的社會夥伴發生利益衝突。這種複雜的社會情境似乎正是引發抑鬱的那些問題：它們極富挑戰，需要專注的分析思維才能解決，也因此足以驅動抑鬱這種耗費心思的心理狀態演化至今。
如果一位已經生兒育女的女人發現丈夫有了外遇，她是應該假裝不知道這件事，還是應該與丈夫當面對質，要他在妻子和情人之間作出選擇呢?前者或許可以保全婚姻，後者則面臨離婚的風險。這樣的社會困境需要謹慎地思考以及巧妙的政治技巧。實驗室研究表明，抑鬱的人能夠更好地分析不同選擇之間的利益得失，從而更好地解決問題。此外，研究還指出，這種社會矛盾也是抑鬱的一個自然誘因——與合作伙伴發生衝突的人面臨的抑鬱風險較高。
如果考慮了以上所有這些論據——抑鬱由複雜的社會問題引發;持續專注的沉思有助於抑鬱的人解決這些問題;5-羥色胺1A受體自古以來就具有激發抑鬱的能力;這一受體的參與過程保證了持續性思維連貫不中斷地進行——這些證據使抑鬱看起來並不像是大腦功能失調導致的障礙，反而更像發燒——雖然痛苦，但是複雜有序，並執行著特殊的生理功能。我們在《心理評論》2009年7月號上發表的文章中對此做了更為詳細的論述：“抑鬱是一種進化適應性”的這個假設得到了基因、神經遞質及其受體、神經生理學(neurophysiology)、神經解剖學(neuroanatomy)、藥理學(pharmacology)、認知科學、行為科學以及對抑鬱病人的治療效果等多個層面的證據支援。
毫無疑問，抑鬱確實是一種精神障礙。但是，與精神分裂症、強迫症類似，抑鬱症實際的發病人數大概只有人口總數的1%～2%，沒有30%那麼多。抑鬱症可能會被誤診，因為有時候人們不願意提及引起他們抑鬱的那些問題。這些問題可能很敏感，或者令人尷尬、使人痛苦。一些人覺得自己必須堅強，因此不去理會這些問題，或者僅僅是因為他們對內心艱難的掙扎難以言表。在這種情況下，治療人員或者研究者就很可能誤認為，這種抑鬱發作不是對生活難題的正常反應，而是大腦功能出現障礙的結果。
實際上，抑鬱是通過一種自然的方式告訴人們，他們正面臨著複雜的社會問題，他們的思維正專注於解決這個問題。治療人員應該鼓勵這種抑鬱性沉思，而不是試圖阻止它，同時他們還應該努力幫助人們解決引起抑鬱的難題。當患者拒絕談論困擾他(她)的問題或者不想提及他們大腦裡縈繞的事情時，治療人員應該嘗試確定並努力消除治療中的這些障礙，讓患者敞開心扉。瞭解了抑鬱背後的真正含義，數百萬深受抑鬱困擾的人就會明白他們痛苦產生的根源，並能夠及時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