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的病發多半認為和遺傳有關，普遍研究認為是基因的傳遞行成的遺傳，抑鬱症的發生與遺傳因素有較密切的關係。下面心理網小編想跟大家聊聊這會遺傳的抑鬱症。
我最快樂的時刻是做母親的時候。話雖如此，但我根本不快樂，我一生都在與一種漸漸襲來的黑暗作鬥爭，而我並不是每次都能戰勝黑暗。
那些快樂的時刻，比如，幾十年前的夏天，我們在布洛克島上租了個小屋，我習慣睡懶覺，但每日清早天剛一破曉，我就會被十個月大的女兒佐依(Zoë)叫醒，她站在搖籃裡，興高采烈地衝我咯咯笑，迫不及待地要開始新的一天。又比如近期，像上週，我和已滿22歲的佐依討論分析剛看過的電影，我們談得很久，我驚訝於彼此思維方式的不同，而某些感性認知習慣卻又如此相似。
生下女兒後，為了戰勝慢性抑鬱症，我曾數次到精神病診所求診。我第一次住院是在女兒滿6個月的時候，第二次是女兒7歲的時候，最後一次是女兒18歲的時候。我很擔心和女兒分開會給她造成不良影響，儘管分開的時間並不長，而我更擔心和我這樣常常竭力維持正常的母親生活在一起會給她造成的影響。(佐依四歲的時候，我就跟她爸爸離婚了，長期以來，只有我們母女倆一起生活。)雖然我知道抑鬱症並不像水痘那樣傳染，但我怕我的脆弱會不知不覺“沾染”到女兒身上，害怕她在面對生活無法避免的困難時也會做出和我一樣的反應。
我永遠忘不了她小時候，最多六七歲時，一天晚上我衝她發了火，她於是宣佈要拿把菜刀上床自殺。我記得她說這話時，還穿著心愛的印著粉色蝴蝶結的睡衣，這話從一個7點半就要睡覺的人嘴裡說出來是多麼不可思議啊。
我嚇壞了，趕緊跟著追進了她的房間，奪走菜刀，並試著安慰她。然後我讀書給她聽，直到她睡著。她再也沒有同樣的或類似的舉動，但我至今回想起來，還是感到深深的內疚。我只能認為她是跟我學的，她無意中聽到了我與他人悲痛欲絕的談話，聽我威脅說要做傻事。佐依逐漸長大，我極度絕望的時候就很難瞞過她了。她已經聽到我想自殺的意願，並且在我最糟糕的情形下，她還看到我幾乎陷入完全一動不動、一言不發的狀態。
看過一個電視脫口秀節目後，我最近一直都在思考這些事兒。喜劇演員薩拉·絲沃曼(Sarah Silverman)在節目裡說怕抑鬱症會遺傳給下一代，所以不想自己生孩子，情願領養。儘管我非常同情斯沃曼女士的擔憂(姑且認為這些擔憂須認真的對待)，我卻認為這些擔憂表明我們誇大了基因的影響。這是最近出現的一種現象，此現象可通過最近先天與後天爭論的風向來解釋。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堅信環境因素對塑造性格起著重要作用，這一觀點引發瞭如“引起精神分裂症的”母親這樣粗陋，但又過於簡單化的概念。也產生了布魯諾·貝特爾海姆(Bruno Bettelheim)的缺乏母親關愛會導致自閉症的理論。眼下由於我們對大腦工作原理有了更多的認識，於是就完全聽信於生命機理。我們曾經害怕是由自己無知而造成的問題，現在我們又擔憂命運是由化學物質來決定的。
那麼抑鬱症的遺傳機率有多大呢?
抑鬱症並沒有單一的基因標記，目前研究顯示可能多個基因同時決定其遺傳的機率。
該領域的研究很困難，因為我們的實驗無法做到完美，如我們不能在同卵雙胞胎呱呱墜地之時就把他們分開，寄養在不同的家庭，然後看哪些會患抑鬱症，哪些不會。但是科學家可以把同卵雙胞胎(由同一個卵子和精子孕育而成)和異卵雙胞胎(由不同的卵子和精子孕育而成)進行比較，看有何不同。類似的雙胞胎研究最近得出結論，抑鬱症的遺傳概率大約是40%。
這一概率看似很高，但要意識到遺傳率只指患抑鬱症的潛在危險率，並非抑鬱症本身。紐約市精神病藥學家安德斯·聖馬丁(Andres San Martin)醫生指出，“這並不是孟德爾基因學。”他堅稱“因果關係是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由“多種因素在多個層面”共同決定的。
也許我們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錯誤，就是試圖將人們性格的形成用截然相反的字眼來描述，非先天即後天，而沒有將其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事物的集合體。
哥倫比亞大學臨床精神病學教授、生物倫理學研究生主任羅伯特·克里斯門 (Robert Klitzman)醫生評論道：“人們對基因學有誤解。”他說：“人們想把基因測試看成是非黑即白的，但醫生認為它應該更像預測天氣那樣。”
克里斯門醫生指出人們在面對他稱為大賭注“罪責遊戲”時，很容易歸罪於基因。換言之，人們想知道是否該怪我們自己，或者怪我們的母親。如果是你的基因造成的，那麼這不怪你，人心裡就會感到輕鬆。當百憂解(Prozac，一種抗抑鬱藥)出現後，抑鬱症在生物學上的詮釋得到大家認可，於是此病症不再讓人們引以為恥。所以在很多動機的驅使下，人們將精神疾病與基因因素聯絡起來，儘管這麼做，誇大或混淆了事實。
雖然在採集基因資訊方面的科學進展迅速，但是普遍的疾病很少能歸結於一個基因，如泰薩二氏病(Tay-Sachs)，囊性纖維化及鐮狀細胞貧血就是例子。其他的情況，就算把某個基因分離出來(如老年痴呆—阿茲海默氏症)，該基因卻遠遠不能說明那些疾病的所有病例。有時基因發生變異，因此並未患病，或者患病了，沒有發生基因變異。這都是由於先天和後天的因素相互交織在一起。例如研究者有報道稱單胺氧化酶A基因(被稱作是“鬥士基因”)加之兒童受虐待的成長背景，可導致好鬥及反社會行為。
生命機理並不是命運：任何父母生的孩子(無論是否患有抑鬱症)，在其一生當中，都有16.5%(即六分之一)的機率會經歷抑鬱時期。抑鬱並不是單一的現象，因此要找到其根源，異常困難。
大多數人都清楚，抑鬱更多的是由環境和經歷造成的，而非與生俱來的天性。
也即是說“教養”(套用一個過時的詞)仍然很重要。如果你做得還過得去，並且沒有意外的痛苦經歷，如失去重要的人或過大的壓力，那麼患抑鬱症父母的孩子很可能有五成以上的把握長大後不會得抑鬱症。這一統計資料絕不會讓我放棄將自己的孩子帶到這個世界上來。無論怎麼說，佐依就是最好的抗抑鬱劑，療效超過最好的抗抑鬱藥物配方。
在獲得更加有說服力的基因資訊之前，我們能做的似乎是留意孩子們的稟性，同時將注意力放在孩子成長過程中我們能夠掌控的方面。(這包括瞭解孩子的性情，特別是在孩子性情與你不同的情況下)在未陷入黑暗時，我用母愛包圍著女兒，這點是我的父母未能做到的(由於他們都沒有抑鬱症，因此我認為這是我自己抑鬱的根源所在)。目前，佐依不再是那個雙眼明亮，很早就爬起來的嬰兒，和大家一樣，她也有屬於自己的煩惱。但至今為止，她看上去並未被終身憂鬱所困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