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疾控中心心理衛生中心馬弘教授，委婉地批評了那些在大地震剛剛發生數天後，一些缺乏職業道德的心理學工作者，拿著各種量表讓災民填寫，以滿足自身研究需要的不道德行為。還有陝西省張天佈教授所說的“掃棚”，即少數意欲“拯救災民”的心理學工作者和志願者，像打掃帳篷一樣的把每一個帳篷都走一遍，說是提供心理援助工作，只是滿足自己的英雄主義情節，惹得災區人民對待心理諮詢就像對待過街的老鼠一樣——人人喊打，也使得災區流傳著這樣的一句話：防火、防盜、防心理諮詢。還有省內的幾位專家，也都或多或少的談到了“二次創傷”。
為什麼災區人民、心理學專家，還有很多的心理學工作者對這樣的心理救援如此反感呢?
我想，首先的一個問題：是這些心理學工作者違反了助人倫理學最基本的原則——不傷害。就像馬弘教授給出的例子一樣，災民們在巨大的災難面前，不斷滿足你們研究工作的需要，填寫表格過後沒有給任何的心裡干預，如同揭開災民的傷口，讓災民一次次流血，一次次“昏死”。這樣的調查、這樣的干預是自私的，是殘酷的，當然也是違揹人性的，是基於諮詢師或治療師個人研究的需要。
其次，“掃棚”式的英雄主義情結也是心理工作者不恰當的救援行為。他們認為災區人民的心理狀況非常惡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需要他們逐一干預。豈不知，在災難發生後，只有少部分人需要心理救援，大部分人具有自愈的心理潛能。我個人認為這種現象的出現和前面馬弘教授所提及的心理學工作者有本質的區別，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目的是好的(意識層面)——是為了心理救援，也很有熱情。錯誤在於缺乏心理干預的知識，他們不能從潛意識層面認識到，自己熱情的投入救援工作中是因為自身的需要(英雄主義或其他)，是方法學上的問題。但他們不科學的工作方法照樣傷害了災區人民，有的造成了“二次創傷”。
第三，心理諮詢受到災區人民的'反感也跟我們的文化價值觀有很大的關係。2008年7月4日，健康報上刊登了一篇叢中教授的文章“文化價值觀與心理干預”，叢中教授以其獨到的視覺，敏銳地觀察到“二次創傷”發生的主要根源，現將叢教授文章部分摘抄如下：
“在地震災區進行心理干預時我遇到了這樣的問題：受災群眾總是努力不讓自己哭出來。可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壓抑後，他實在忍不住了，只好在親人面前失聲痛哭。這時，他的親人就會走過來，告訴他‘你不要哭了’。受災群眾哭了一陣後，情感得到了宣洩，然後他又開始剋制自己的眼淚，以顯示自己比較堅強，讓自己符合家人的價值判斷標準。
其實，當他忍住眼淚的時候，內心依然痛苦著，而他的情感並沒有得到家人的尊重與接納。他的家人也跟他一樣，努力讓自己表現的堅強，而內心也同樣痛苦著。結果是，他們在失去了親人之後，又失去了兩個親人之間的親情交流，雙方身陷孤獨和痛苦之中。
當受災群眾忍住眼淚的時候，心理專家來了。他們在心理干預會談中，提到了地震發生時的場面，問到了受災群眾的心情和感受。這是，受災群眾在心理專家面前忍不住又哭了起來。這時候，他的家人會走過來，對心理專家表現出他們的憤怒，似乎在說：‘他剛不哭了，你一來他又哭了，都是你惹的!’
其實，家人只是看到了被幹預者的眼淚，根本就沒有真正關心被幹預者的心情。受到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被幹預者的家人在指責心理專家在帶來“二次創傷”的同時，也指責了被幹預者的情感表達。
在與受災群眾的心理會談中，他們自然會忍不住流眼淚，這本是人性的自然表現。這時流出眼淚，是否就代表造成了二次創傷呢?答案是否定的。
只讓被幹預者回憶血肉模糊的鏡頭，只鼓勵她哭，讓他哭得很厲害，而沒有給予其他心理幫助。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心理干預工作才可能造成當事人的二次創傷。”
以上三點，是我對二次創傷的一些認識。
除此以外，我還想說的是，5 12汶川大地震，國家第一次將心理急救納入救援計劃，在我們國家是史無前例的，是時代將心理學推上了歷史的舞臺。心理學在我們國家還處在初級發展階段(災前我們甚至都沒有一本正式的危機干預手冊)，就像一個幼兒在蹣跚學步。我們的心理諮詢工作者甚至自願者在心理救援時，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都是心理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無論是缺乏倫理道德的調查問卷，還是“掃棚”，也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螺旋式上升。
畢竟，我們的心理學向前邁了一大步，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是國家精神文明程度提高的標誌。我想，應該保護這門正在成長的學科，科學地鼓勵投身於災難救援中的心理諮詢師和志願者，培養危機干預的儲備人才。所以，馬弘教授和高成閣教授在她們的報告中都談到了助人倫理學的原則，叢中教授更是從專業的角度分析了滿天飛的“二次創傷”論。
感謝這些先知先覺的前輩們，我們這些心理學工作者會在錯誤中不斷學習、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