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中國文化不能產生邏輯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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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中國文化不能產生邏輯策略分析
 2007年筆者曾撰寫《駁中國古代無邏輯學論——與程中棠教授商榷》一文(載《河南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近來筆者閱讀了程教授的《文化的終極關懷與邏輯學的命運——兼論中國文化不能產生邏輯學的根本原因》一文① (以下簡稱“程文”),認為有諸多不當之處。因此,特寫此文,再次與程教授商榷,並以此就正於我國學術界諸同仁。
    為了行文方便,本文不再列小標題,只是基本上按照“程文”的順序就有關問題逐次進行論述。
    1.“程文”說:“邏輯學與邏輯思維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邏輯學指一門思維科學,邏輯思維指一種思維活動或思維方式……邏輯思維的形成到邏輯學的誕生,是從邏輯規律和邏輯推理被人們不自覺地運用,到它們的形式被人們自覺地研究並加以系統化的飛躍。”② 我們認為,“程文”這裡所論邏輯思維與邏輯學的區分是正確的。邏輯思維也就是合邏輯的思維,是人們對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運用,邏輯學是人們對邏輯思維的研究,是人們對邏輯思維中所運用的思維形式(概念、命題、推理等)及其規律的邏輯總結。
    但是,使筆者不解的是,“程文”所引《大學》中的一段話:“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③ 這段話顯然應屬於邏輯思維的範圍,竟被“程文”稱之為“邏輯關係研究”,並且是“對命題邏輯的基本關係即蘊涵與逆蘊涵也有準確的理解”④。(這樣它豈不是應屬於邏輯學範圍了?)而“程文”所引《墨經》對有關條件命題的必要條件、充分條件的理論概括:“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本來屬於邏輯學的範圍(它是墨經邏輯學的一部分),竟被“程文”歸屬於“命題邏輯的運用”⑤!
    2.“程文”認為,文化有兩個基本的構成部分: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價值體系包括道德觀念、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眾所周知,道德觀念、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都屬於意識形態,都是有階級性的。知識體系中有的內容沒有階級性(如自然科學),有的也是有階級性的,如哲學(哲學也屬於意識形態)。這樣看來,在階級社會,文化的主要內容乃是屬於意識形態的,是有階級性的。馬克思說過:“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⑥ 因此可以說,在階級社會,每一時代的文化思想的主流都必然是統治階級思想的體現,它們的作用也首先在於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但是,“程文”卻認為希臘文化並非如此。“程文”說,“希臘哲學的主要取向,就是認知主義”⑦,希臘哲人滿足於僅僅為了認知而生活。
    難道事實真的是這樣的嗎?讓我們看看關於這一問題的權威著作是怎樣說的:古希臘的社會是奴隸制社會。古希臘的哲學家同時是奴隸主。“古希臘哲學是奴隸主的世界觀,德謨克里特的原子論和柏拉圖的理念論,作為理論兩者是不同的,以至對立的。但德謨克里特和柏拉圖作為奴隸主的哲學家,他們的理論卻都是為奴隸制度的合理性作辯護,為鞏固奴隸制度服務的。他們都認為這種制度是合乎自然的制度,奴隸按著本性,天生就是安分守己,從事沉重的體力勞動;奴隸主則按照本性,天生就是發號施令,從事政治、文化、軍事活動。奴隸制是永遠不可改變的,改變了奴隸制就是違反了自然,悖逆了宇宙自然和人自身的本性。”⑧
    3.“程文”所以要曲解古希臘哲學的根本性質,關鍵在於要論證希臘哲學的根本取向決定了希臘必然會產生邏輯學。“程文”說:“希臘哲學的認知取向,代表了希臘文化的主流,反映了希臘文化的終極關懷。”⑨ 而“希臘文化的終極關懷,對邏輯學的產生有決定性的影響。”⑩ 難道希臘邏輯學的產生真的是由於希臘哲學的所謂認知主義取向決定的嗎?不,如上所說,所謂希臘哲學的認知主義取向就是虛假的,而希臘邏輯學的產生是希臘哲學、文化的認知主義取向決定的說法,則更是荒謬的。試看馬玉珂主編《西方邏輯史》(高等學校哲學專業教材)對這一問題是如何論述的:由於經濟的發展,在一些城邦國家裡出現了新興的工商業奴隸主,“這種新興的階級代表進步的力量,同地主貴族奴隸主階級進行各種政治鬥爭。代表不同階層的利益的思想家、哲學家的不同觀點的爭論,就是這種政治鬥爭的反映。在古希臘,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鬥爭涉及政治、倫理、法律、宗教、哲學等各個方面。‘百家爭鳴’,論辯之風甚盛。爭鳴、論辯,不能停留在簡單的說明或陳述上,需要有說服力的推理和論證,需要增強理性思維能力。於是,作為說理論證的演說術、雄辯術便應運而生。”(11) 在這些演說術和雄辯術的基礎上,邏輯學也就逐漸形成了。“由此可見,邏輯學的產生同論辯、證明直接有關。”(12)
    可見,希臘邏輯學的產生不僅不是由於希臘哲學的所謂認知主義取向決定的,而恰恰是希臘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發展的表現——“百家爭鳴”的產物。
    “程文”為“希臘文化的終極關懷,對邏輯學的產生有決定性的影響”這一觀點,提供了兩條論據。其實這兩條論據也同樣適用於我們的觀點。“程文”說:“首先,希臘文化的認知取向就使邏輯思維得到充分的發展。對希臘人而言,無論是認識外在的自然,還是認識自身,都是要運用推理、進行論證的。”(13) 然而,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百家爭鳴”,不是更需要運用推理、進行論證嗎?“程文”說:“其次,科學總是因應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希臘文化的終極關懷也呼喚邏輯學,因為人們的認知活動十分需要邏輯的規範,藉以澄清謬誤和詭辯。”(14) 然而,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百家爭鳴”,不也同樣需要邏輯的規範,藉以澄清謬誤和詭辯嗎?
    4.“程文”之所以要曲解希臘文化的特點並進而曲解希臘邏輯學產生的原因,關鍵是為了論證中國文化的特點與希臘文化根本不同,因而決定了中國不可能產生邏輯學。
    “程文”說:“中國文化以道德與政治的兩位一體作為終極關懷。”(15) 又說:“內聖外王之道,道盡了中國文化的終極關懷。”(16)“在中國文化中,表面上至高無上的價值是道德,實際上至高無上的價值是政治。”(17) 筆者認為,且不說“程文”對中國文化特點的概括是否片面化、簡單化,我們只強調一點:正如上文所說,在階級社會,一個國家的文化特別顯示出道德和政治的重要地位,這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必然的。不僅中國如此,希臘也如此,只是“程文”未能正確認識希臘文化的特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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