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詞是邏輯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傳統邏輯圍繞著量詞做了很多的工作並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論，但直到現代邏輯產生後，量詞在邏輯學中的核心地位和價值才得到彰顯和重視。現代邏輯的兩個基本研究路徑——句法學和語義學都是圍繞著量詞概念而展開的，對量詞的語義解釋也與現代哲學中的真、指稱、意義、同一、本體論等理論密切相關，量詞由此成為現代邏輯的核心概念，對量詞理論的關注也成為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
量詞是用來表示數量的概念。自然語言中的量詞很多，如“所有的”“很多”“大多數”“一些”等，但邏輯作為一種追求真的普遍規律的科學，只選取了表示全部數量的全稱量詞( “所有的”) 和表示部分數量的特稱量詞( “有些”) 作為研究物件，後者也經常被稱為存在量詞，傳統邏輯和現代邏輯的量詞理論都是圍繞著這兩個量詞而展開。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雖然全稱量詞和特稱量詞也是傳統邏輯的基本量詞，但圍繞著這兩個量詞，傳統邏輯並沒有形成對應於現代邏輯的量化理論，也沒有圍繞著量詞形成太多的其他相關理論; 而量詞卻成為現代邏輯的核心概念，現代謂詞邏輯甚至被稱為量詞邏輯，現代邏輯的很多理論，如真、指稱等理論都和量詞密切相關，而這種現象的出現是和傳統邏輯與現代邏輯中量詞的不同特點密切相關的。
在傳統邏輯中，量詞是與句子中的主語密切相關的，量詞被用在主語的前面，用來表達主項所斷定的物件的範圍和數量。傳統邏輯中量詞的這個特點是與日常語言表達方式密切相關的。從古希臘邏輯發軔之初，人們主要關注的是形如“所有人都是會死的”，即“S 是 P”這樣的主謂式句子的推理，在這樣的推理中，推理形式和日常語言的形式是緊密相關的甚至是一致的。“所有人都是會死的( Everyoneis mortal) ”在傳統邏輯看來就是這樣一個主謂式句子: “人”是這個句子的主語，“會死的”是這個句子的謂語，“所有人”這樣的量詞加諸句子的主語的前面，表達了主項的數量。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理論也建立在對這樣的主謂式的性質命題的關注之上。雖然三段論推理代表了傳統邏輯的'最高成就，但是推理形式過分依賴於日常語言形式還是使得傳統邏輯的處理句子和推理的能力受到很大的侷限。首先，三段論不能處理包含單稱詞的語句的推理問題，雖然亞里士多德在劃分命題型別的時候提及了單稱命題，然而其在三段論推理中卻排除掉單稱命題。其次，三段論只能處理主謂式的表達性質的句子的推理而不能處理表達關係的主謂賓結構的句子，即關係命題。而實際上，關係命題和性質命題一樣是我們日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處理關係命題使得傳統邏輯的表達能力受到很大的侷限。最後，傳統邏輯也處理不了包含多個量詞的句子的推理。
傳統邏輯的基本句式是“S 是 P”，A、E、I、O 四類命題都建立在這個基本句式之上，其建立的方式就是加入否定詞和兩個量詞。這樣一來，命題就有四種組合方式: 全稱肯定命題、全稱否定命題、特稱肯定命題和特稱否定命題。在命題的構成過程中，量詞只可以加諸主項的前面，因此如果句子中出現兩個量詞，傳統邏輯是無法表達的。現代邏輯中的量詞概念是弗雷格首先提出和引入的。弗雷格引入量詞—變元的做法分為兩個步驟。首先，弗雷格把數學中的函式概念引入到對句子的結構分析中去，用以表達句子中的概念詞，即普遍詞項( general terms) 。在弗雷格看來，函式在數學上雖然已經具有了很多引申的含義，而實際上函式最大的特點是其不飽和性，在任何一個函式解析式中，函式都是用來表示插入內容位置的符號，本身是不飽和的、有待補充的。相對於自變元的每一次指派和代入，函式都將會產生一個相應的值。概念在本質上也是不飽和的，與函式相同，對於每一個代入的專名，都將會產生或真或假的真值。
因此，弗雷格對函式進行了擴充套件，並用函式的方式來表達概念。其次，在引入函式的基礎之上，弗雷格引入了量詞—變元的概念。在將“蘇格拉底是會死的”這個包含個體詞的語句處理為函式“Fa”的基礎上，弗雷格進而思考如何處理“所有人都是會死的”這樣的包含量詞的語句。對於形如“所有人都是會死的”這樣的語句，傳統邏輯認為“人”是這個語句的所表達的物件，而“會死的”表達的是人的一種性質，這個句子總體而言表達的是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傳統邏輯的這種看法是基於一種語法上的順序。
在一個句子中，位於一個句子前面的主語表達的是物件，而位於後面的謂詞表達的是屬性。而弗雷格對這樣的觀點提出質疑和反駁。在弗雷格看來，一個句子中主語與謂語的順序體現的只是說話者的願望——位於主語的事物是說話者希望別人關注的物件，這一點可以從主動語態句和被動語態句中體現出來: 位於句子前面的那個主語是說話者強調的重點。弗雷格認為，這樣的主詞謂詞的區分只具有語法學的意義，而不具有邏輯學的意義，一個句子中主語和謂語的位置調換隻要不影響一個句子的真值，都是可以容忍的，因此弗雷格在其理論中取消了傳統意義的主語和謂語的區分。在此基礎上弗雷格進一步認為，個體詞是一個句子真正的主語，“邏輯的基本關係考察就是一個物件處於一個概念之下的關係，概念之間的所有關係都可以化歸為這種關係”。形如“凡人皆有死”這樣的語句，實際上表達的含義是:“對於任一事物 x 而言，如果 x 是人，那麼 x 是會死的”，個體詞是這個語句的真正的主語，而“人”這個語詞雖然處於主語的位置，但它仍同“會死的”，是一個謂詞，用來謂述個體詞所指稱的物件。這樣一來，這個句子中出現了兩個概念詞——“人”和“會死的”，這兩個概念詞謂述了同一個物件，並建立起了一種條件性——“如果一個物件是人，那麼他是會死的”，而“所有的”代表了物件的數量和範圍。
在此，弗雷格引進了量詞—變元這個概念: “在一個判斷的表達中，如果在自變元的位置上代入一個德文字母，並且在內容線上畫出一個凹處，使得這個德文字母處於內容線的凹處，它就意味著這樣一個判斷: 無論將什麼作為其自變元，那個函式都是一個事實。量詞是現代邏輯的基本概念，對量詞語義解釋的不同理論會導致對邏輯範圍的不同界定，並進而導致對現代哲學的基本概念，如同一、真、指稱和本質等的不同看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量詞是現代邏輯和現代哲學的核心概念。正如邏輯學家安格爾指出的那樣: “量化理論的核心地位是由其自身的概念結構、以及其中主要概念的本質和範圍所決定的。”
在這裡，量詞成為分析這些哲學概念的核心概念，邏輯也為哲學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深刻的視角。而邏輯之所以能夠成為解決哲學問題的關鍵性工具和決定性作用，是由哲學和邏輯的本性所共同決定的。從古希臘的時候，亞里士多德對形而上學的定義就是研究是之為是( being as being) 的學問，那時候的亞里士多德已經意識到了哲學、語言以及外部世界之間的關係: 哲學是通過語言把握世界的，而邏輯是用來分析語言結構、組織命題論證的工具，正是在語言這個結點上，邏輯與哲學密切相關，這種相關性從古希臘一直延續至今，並在現代邏輯和現代哲學中充分凸顯。在語言哲學領域，邏輯與哲學的這種相關性被哲學家充分意識到而自覺運用，甚至語言哲學本身就是建立在現代邏輯的基礎之上的，而量化理論則為邏輯和哲學的這種雙重關係提供了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