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真理。這差不多是後現代主義的唯一共識。這共識的經典表述則是，怎麼都行。從懷疑，到相對，到虛無，邏輯上順理成章。反過來，從獨斷，到絕對，到決定論，結果依舊是虛無主義。虛無主義是最偷懶的思想，因為事情弄到這個份上，就什麼事情都用不著幹了，就這樣了，一切結束了，玩完了。只有我們的共識是“怎樣才行”的時候，哲學以及人類，才有繼續下去的可能。可惜，哲學式的經驗一直是，用懷疑來駁斥獨斷，又以獨斷來抵制懷疑。問題在於，懷疑駁不倒獨斷，獨斷也抵擋不了懷疑。
在這裡，我們應該提問：哲學究竟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問題上，老是糾纏獨斷和懷疑的兩端？我們能不能到“問題的現場”去看看？這是個關鍵。很明顯，哲學並不在隨便什麼地方都獨斷或者懷疑——這樣的獨斷或者懷疑肯定得不到哲學的關照。哲學最大的特點是講理。什麼都懷疑或者什麼都獨斷，那就是什麼都不講理，所以算不上哲學。但是，哲學並不在什麼地方都講理。因為一個邏輯上的根本困難在於，理由需要進一步的理由，進一步的理由繼續需要更進一步的理由，依次類推，以至無窮。我們總要在某個地方不再給出邏輯理由，也給不出理由。所以維特根斯坦說，我們只能給出那麼幾個層次的理由，理由很快就被我們用完了，於是就碰到了那個“堅硬的石頭”，這時候我們就只能說，“事情就這樣了，再沒有別的理由了”。康德也是謹慎的，於是說自在之物不可知。這個自在之物差不多就是康德式的“堅硬的石頭”；說“不可知”，大概的意思也是說，我們不可能在那個“堅硬的石頭”（自在之物）上再給出理由。於是，康德早就想說，對於不可想的，必須保持沉默。維特根斯坦則公開表態，對於不可說的，必須保持沉默。
但是，並不是所有哲學家都象康德、維特根斯坦那麼誠實謹慎。哲學家喜歡喋喋不休，所以很不願意沉默，哪怕前面是塊“堅硬的石頭”，並沒有辦法給出進一步的理由。這樣，問題出現了。在理性的盡頭，哲學家要麼會給出一個或者幾個所謂“自明”的公理——這是獨斷論；要麼因此而懷疑一切理由，聲稱一切都是虛妄——這是懷疑論。於是，我們可以說，在理性邏輯的盡頭，在那塊堅硬的石頭面前，最能夠看出一位哲學家的本來面目了。大致就這麼三種，獨斷的，懷疑的，以及沉默的。能夠在邏輯/語言的盡頭沉默的哲學家，已經相當的高明瞭。但是，其實也很常識。因為大家都很明白，我們不可能一直沒完沒了地喋喋不休下去，話總得有個頭。關鍵的問題是，哲學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頭”？哲學的出“頭”之日在什麼地方？
問題的現場在邏輯和語言的盡頭。
於是，我們先要問：在邏輯和語言的盡頭，在人性和神性的邊界，理性和啟示存在著什麼樣的兩難？這個時候，我們究竟是繼續相信力不從心的理性，還是相信神祕兮兮的啟示？這當然很難抉擇，也從來沒有清晰的抉擇。哲學家在這裡倒是很狡猾，打著理性的幌子去求助於神性的啟示，同時，藉著神性的權威來保證理性的牢靠。這種事情實在太便當了。卻一直能夠互相保持默契，一本正經地把買來的便宜當作真理。謊言說一千遍就是真理，更何況是哲學家的謊言？
2、事情的真相
以往哲學的根本性的問題現場發生在邏輯/語言的盡頭。我在懷疑，這是不是一個虛假的現場？一個虛假問題的虛設的現場？就是說，哲學的真正的根本問題並不發生在理性和啟示的邊界上，就好象我們人的問題並不能依靠糾纏於天堂和地獄來解決。我想說，其實我們中了邏輯的圈套，中了語言的埋伏。
按照通常的說法，哲學就是反思的，就是前提批判。這當然不錯。但是過於誇張。思想的大敵是過於張揚，過於任性。哲學出於對普遍性的特殊偏好，總喜歡把某種大致的普遍原則放縱為絕對的思想體系。舉例來說，當笛卡兒說“我思故我在”的時候，他的確說出了很大的真理，但是，他得意洋洋地從這個東西開始來建設他的哲學體系的時候，他就弄出了更大的謬誤。對於所謂反思也是這樣。其實，我們也可以炮製類似的東西，比如，我堅持說，哲學就是“元-”思（meta-thinking）；或者，哲學就是“後-”思（post-thinking）；諸如此類。只要足夠固執，這些說法就會顯得很偉大。所以，當你說哲學是反思的時候，說出了很大的真理；但是當你說，哲學“就是”反思（沒有其他的思了），那就犯了更大的錯誤。偏執一端是小孩子的天性，但不應該是哲學家的嗜好。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