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從文字本身顯發出來的“性情志尚”，“惟皇上帝降衷於民”、“允升於大猷”之天降人受而又與天冥合的純情摯性以及“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之綜合性思維模式三個方面，層層設問，步步推進，深入地研究了《尚書》的性情思想；本文在《尚書》與、思孟相關思想的比較中，來界定《尚書》性情思想的特徵，又從《尚書》的性情思想特徵出發，來尋求先秦由《尚書》到孔子、再到思孟之性情思想的發展脈絡。
關鍵詞：《尚書》；性情思想；思孟學派；陰陽五行
《尚書》具有豐富的性情思想資源。由於它植根於三代興衰更替的動盪之中，大凡作者們都經歷了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所帶來的情感煎熬和振盪，因而對人本身以及人類的思考就特別深刻，並由此而奠定了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的基調，樹立了某一特殊的理論正規化，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
一
; 劉熙載《藝概·經義概》雲：“文不易為，亦不易識。觀其文，能得其人之性情志尚於工拙疏密之外，庶幾知言知人之學與？”《尚書》雖“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史通·六家》）但其敬天保民，明德慎罰，體恤蒼生，誅討獨夫的思想後面，毫無疑問是有性情支撐的。《文心雕龍·原道》有云：“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可見，劉勰是感受到了《尚書》的性情的。
《尚書》之文雖作者眾多，成文的年代又不一樣，因而文章的旨趣、水平、風格都有一定差別。“《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眾。”（《文史通義·書教中》）但總的來講，不論《今文尚書》還是《古文尚書》，其思想的主體都是籠罩在儒家思想之下的，雖然文體龐雜，但是江河歸海，它們共同地體現了儒家著述的創作規範以及相關的思想。我們如果深入到這種美學思想的背後，再深挖一層，就必然會在“工拙疏密之外”得其“性情志尚”。
《尚書》是一本君對臣、上級對下級、長輩對晚輩的訓誥之書，因而它最大的特點是肅穆、尊貴、誠懇。例如開篇的《堯典》，雖文章質直古樸，但由於它的基本思想是“欽明文思”的大德昭顯，“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因此，莊嚴之中透著圓潤，質樸之中透著華貴，現實之中透著超邁，展現的是一幅天人合一的閎大景象。很顯然，這是一種類似孟子之大智大勇，存浩然之氣的人才具備的性情之美。章實齋說得好：“《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也。”（《文史通義·書教下》）這種性情，當然是與天地相冥合的性情。
大約夏商周三代戰亂頻仍，惡劣，人們遷徙無常，因此，《尚書》之中幾乎每一篇文章都潛伏著一種濃郁的憂患意識：“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五子之歌》）“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於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盤庚上》）“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召誥》）“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無逸》）這種憂患意識使整個《尚書》的文氣直切、誠懇而淳厚，韻味古樸而深沉，真誠之中流蕩著令人震顫的情感，具有獨特的感量。章實齋雲：“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文史通義·史德》）又云：“夫情本於性也，才率於氣也，累於陰陽之間者，不能無盈虛訊息之機；才情不離乎血氣，無學以持之，不能不受陰陽之移也。”（《文史通義·質性》）感於天地陰陽之移，動乎血氣才情之性，化而為誥命文章，此《尚書》之所以感人者也。
由此可見，《尚書》的性情思想以真摯、誠懇為最高的境界。夏商周三代有遠見的統治者無不認識到，只有對天帝真誠，對人民真誠，體恤蒼生，才能夠國祚永保，因為“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君奭》），“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召誥》），承受天的大命，是無上的美好，也是無窮的艱辛、無限的憂患啊！但是，“敬哉！天畏棐忱。”（《康誥》）只要真誠地關心民生疾苦，就可以感動天地，就可以永祈天命：“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梓材》）於是“敬德保民”成了《尚書》中最大的主題：;
王若曰 ：“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大王肇基王跡，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告於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武成》）;
以仁義為皈依，以人民為根本，上承天命，下繼大統，拯救蒼生，辭真意切，譴責獨夫，聲討無道，神人共憤，正氣沖天，此檄文之情也。袁宗道曰：“蓋昔者咎、禹、尹、虺、召、畢之徒，皆備明聖顯懿之德，其器識深沉渾厚，莫可涯涘，而乃今讀其訓誥謨曲詩歌，抑何爾雅閎偉哉？千古而下，端拜頌哦，不敢以文人目之，而亦爭推為萬世文章之祖。”（《白蘇齋類集·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那麼這種深沉渾厚、真摯誠懇的性情觀是從哪裡來的，有什麼樣的背景呢？我們不妨在下文作進一步的探討。;
二
; 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來矣。”皮錫瑞《經學通論》曰：“《商書》四篇，皆出偽孔古文。”“此乃偽孔書襲孔學，非孔學本於偽孔書。王氏不知，乃以此書為聖學所自出，豈非顛倒之甚哉？惟《商頌》作於正考父，乃孔子六世祖，以為孔子之傳有自來，其說尚不誤耳，然亦本於近祖正考父，而非本於遠祖商王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