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季老高抬“模糊”語
為儘量避免曲解季老言論, 茲詳引季羨林先生有關論述如下:
1996年5月16日, 吳江藍受《中外文化與文論》編輯部委託採訪季羨林先生, 請季老談了對文藝學科建設的看法, 季老為此特地準備了發言提綱。訪談後來以“文藝理論建設應改弦更張”為題, 發表於《中外文化與文論》第2期(1996年10月)。季老認為:“西方的思維方式是一分為二, 的, 中國是合二為一, 是綜合的”(第2頁);“西方思維特點是整體觀念不強, 是解剖性的”;“我認為, 中國的語言好就好在模糊”(第3頁);“不能學西方給每個概念下定義。為每個慨念下定義是西方的玩意兒”, “‘風骨’是什麼?用西方任何術語都說不清”(第4頁);“現在外國流行模糊學……和模糊學相關的是混沌論”(第6頁),“混沌論等等的興起, 我覺得是西方思想向東方靠攏的朕兆”(第7頁)。
《文學評論》1996年第6期發表了季羨林《門外中外文論絮語》一文, 對上述論點作了進一步補充、發揮。他說:“西方主分析, 想把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搞個清清楚楚, 涇渭分明。但是, 根據一般人的經驗來看, 宇宙間絕對清清楚楚、涇渭分明的是沒有的”, “(西方模糊思維)同東方的綜合的思維方式卻不謀而合”(第128頁);“中國這些話語(指“羚羊掛角”等詞語——引者), 表面看起來似乎很籠統, 很不確切……我現在卻認為, 妙就妙就模糊上。模糊能給人以整體概念和整體印象。這樣以來, 每個讀者都有發揮自己想象能力和審美能力完全的自由”(第129頁)。
以上, 就是季老關於文論“模糊性”的基本論點。其實, 以“模糊”與“精確”區分中西文化, 也並非季老獨家發明。在這之前, 金克木先生就有簡明扼要的概括:“外國喜確切, 中國重模糊”〔1〕。只是季老有更充分的發揮罷了。但不管怎樣, 此類主張, 不能不引發嚴肅的學術思考與質疑。
二、中西思維並非簡單二元對立
季老的中西思維“分析”與“綜合”二元對立說, 是其“文論模糊好”論的理論根基。因此, 我們的辨析就從這裡開始。
西方確有分析傳統。但這種傳統主要是在近代起來的。在古希臘時期, 還是樸素整體思維佔據主要地位。德謨克利特《宇宙論大系統》一書, 就專論整體。他還提出了“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的論斷〔2〕。到康德、黑格爾, 已有對整體思維的強調。到19世紀中後期, 則出現了注重事物聯絡與整體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你總不好說它是“整體觀點不強”的“分析”思維吧?在分析大發展的20世紀, 又誕生了“系統論”。以上, 均是眾所周知的哲學史常識。怎好講西方只是“一分為二”的“分析”思維呢?
中國是有整體綜合傳統。“五行”、“八卦”和中醫, 就都是整體思維表現形式。但中國也不乏分析傳統。古代文化對“陰”、“陽”兩元素的分析, 可謂已臻極致。所謂“物生有貳”(《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所謂“明於天人之分”(《荀子·天論》), 不都是“分析”思維嗎?而古代文化的許多重要命題, 諸如“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繫辭上》), “有無之相生也, 難易之相成也”(《老子》第二章), “究天地之際, 通古今之變”(司馬遷《報任安書》), 不都是“分析”與“綜合”的有機結合嗎?以文論而言, 《文心雕龍》之“囿別區分”、“割情析採”就是分析, 而“擘肌分理, 唯務折衷”(《序志》)則是分析與綜合的統一。又怎好說中國思維只是“合二而一”的“綜合”呢?
以上事實充分證明了恩格斯的如下論斷: 分析與綜合, “是必然相互聯絡著的”〔3〕。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只是單一的分析或綜合。我們的任務, 也許是辨析中西分析、綜合及二者結合的細微差別, 及其各自的利弊得失。不過這已超出了本文論證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