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資水平是衡量1個國家和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重要標誌，也是實現資本擴張和發展外向型經濟的重要渠道。實施境外投資戰略，推進資本營運國際化程序，已成為對外經貿活動的新熱點。
1、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的興起與發展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企業境外投資被提上應有之議。特別是近幾年，我國企業積極赴海外投資辦廠，大力開展境外加工貿易，有力地拉動了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據外貿部最新統計，截止1998年底，我國企業已在16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了5600多家境外企業（金融業除外），境外投資額逾60億美元。
我國企業境外投資的動因是複雜多樣的。英國經濟學家鄧寧提出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指出，構成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是由企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化優勢3者相互作用而成。但我國和其它開發中國家的對外投資實踐表明：不同時具備這3種優勢條件仍然可以發生對外直接投資。這是由於這3種優勢並不1定構成充分必要關係，都可以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誘發要素，並且它們之間存在著1定的替代關係。即若1種優勢足以彌補其餘兩種優勢的不足時，就有可能誘發對外直接投資。這是因為企業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的優勢是對外投資的直接誘導因素。就總體而言，已開發國家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優勢型投資，這主要是因為它們擁有較強的企業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的優勢，直接誘導因素在起主導作用；而開發中國家則主要從事目標型投資，因為它們在企業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處於不利地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受間接誘導因素的影響。縱觀我國境外企業投資的發展歷程，可以發現我國境外企業投資型別主要有兩大類：
----優勢型投資：即發揮自身優勢，謀求企業價值最大化。
儘管我國的總體技術水平仍落後於已開發國家，但經過幾10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並且具備了1定的優勢，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加以利用，例如，就我國適用技術而言，我國擁有大量成熟的工業適用技術，這些技術10分適用於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似或經濟落後的其它開發中國家，因為小批量、多功能的生產工藝較適合開發中國家小規模市場的需要，勞密型的技術裝置較適合資金稀缺，熟練工人匱乏的開發中國家的需要就地取材，替代進口的技術較適合開發中國家發展民族工業，擺脫國外控制的需要。另外，適用技術大都是處於產品生命週期後期階段的`成熟的標準化技術，其優勢不再是技術而是價格，而我國技術轉讓成本較低，在價格上有較強的競爭性。所以，這些技術進入國際領域會有1定的市場。而在高新技術方面，如航天、超導、生物工程及軟體開發等高科技領域也有自己的優勢，且這些高新技術優勢在世界上已居於領先地位或達到世界水平，僅以863計劃為例，該計劃實施10年以來，共取得成果1398項，其中550項達到國際水平，如北大方正公司的鐳射照排技術就風靡全球華文報刊市場。除此之外，我國在服務貿易，傳統技術等領域也有自己的獨特優勢，也可通過海外直接投資實現自己的優勢發展。
正是基於我國工業區域性上的競爭優勢，我國企業到境外投資的領域，已從初期集中在貿易方面，發展到現在的礦業開採、石油天然氣開採、林業開發、遠洋捕魚以及機械製造、產品組裝、加工製造、醫療衛生、交通運輸等眾多行業。90年代以來，我國企業以裝置、技術到境外投資辦廠，開展加工貿易，成為對外投資的主要形式，並建成1批具有1定規模的境外加工專案，取得較好經濟效益。如1汽，金威，洛拖，海爾，春蘭，上廣電，鹿王等1批國內知名企業在境外開展加工貿易，生產組裝自己的產品，建立自己的銷售網路，培育自己的名牌產品，均已收到良好的效果。
----目標型投資：即以1定的貿易目標為追求動因的投資。這與我國是1個開發中國家在要素稟賦、市場份額、企業規模及產業結構等方面與已開發國家還有1定的差距，成為企業加快發展的限制條件，而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則可以利用東道國的區位優勢，從而縮小上述差距，實現加快發展企業的目標。就我國而言，目標性投資主要有以下幾大類：
1、以獲取要素稟賦為目標的投資。就要素稟賦而言，我國資源的人均佔有量是很稀缺的，如果依靠國內的現有資源、或單純依賴進口貿易所得到的資源產品，已不能解決當前日益突出的資源供求關係，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業和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有必要在海外開辦1些漁業、林業和礦產、石油開採的企業來補充國內資源的稀缺。同樣，通過在海外投資，尤其是通過在已開發國家的投資，還可使我國企業更容易直接獲取許多國內貿易得不到或難以得到的先進技術。除此之外，到境外投資辦企業，實際上也是在海外利用外資或國外的資本市場。
2、以市場為目標的投資。在完全市場的條件下，國際貿易乃是企業對外擴張的最優方式，但在現實中，由於市場是不完全的，包括關稅、進口限制、其它非關稅貿易限制等。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這些貿易限制因素對企業在被保護地區從事對外直接投資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目前，我國尚未正式加入世貿組織，與某些已開發國家的貿易還沒有取得穩定的最惠國待遇。另1方面，世界經濟區域化，集團化，全球化趨勢日益加強，使我國的出口產品在進入某些區域時會受到歧視性差別待遇。在這種情勢下，對外直接投資是替代商品出口，維護原有市場和擴大新市場的有效手段。
3、以企業發展為目標的投資。馬里斯和鮑莫爾等人認為企業有擴大規模的偏好而不只是淨利潤的增加，或者說追求的目標不是即期利潤的最大化而是未來利潤的最大化，原因就在於所有權和經營權在足夠分離時，經理偏好就會取代股東偏好占主導地位，企業可通過降低股東的紅利來實現經理的擴張戰略。但在我國，國有企業尚未實現所有權和經營權的真正意義上的完全分離，即使分離，經營者也不足以控制企業，行政干預或主導的現象仍時有發生。作為最大股東的國家，其偏好不在於利潤最大化而更傾向於規模增長最大化。這是因為受趕超意識的支配，國家希望企業迅速擴大規模，儘快佔有國際市場份額，以便同已開發國家相抗衡或擺脫其控制。因此，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決策時起重要作用，這種以企業發展為目標的投資是我國乃至開發中國家區別於已開發國家的獨特模式。
4、以產業轉移和勞務輸出為目標的投資。雖然產品生命週期理論和邊際產業擴張理論都是解釋以產業轉移為目標的對外直接投資，但由於這兩種理論均建立在以壟斷優勢或比較優勢基礎之上，所分析的主要是已開發國家與已開發國家間的橫向分工型投資和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垂直分工型投資，故無法解釋我國及其它開發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於我國的產業結構與已開發國家有重大差別。在我國，傳統落後的農業部門和具有較新技術的現代工業部門同時並存，這種2元經濟結構是由於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實施重工業超前發展戰略造成的，它使得產業間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經濟組織形式上存在著很大的差別。1978 年前26年裡，我國農業產值累計增長99.8%，平均每年僅增長2.7%，而同期工業產值累計增長是農業的15倍，年均增長是農業的4.23倍，增長率上的巨大反差，使得兩大產業供求關係出現失常以至斷裂，產業關聯極為脆弱。80年代初期及中期，由於農村改革成功的進行，我國工農業間的相對收入差距曾1度縮小。但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城市消費需求結構所引發，我國工業再次出現了以重工業和化學工業為主的增長趨勢，2元結構再度復歸和強化，重化工業均為資金密集型產業，國民經濟重化工業化預示著社會單位產品中資金含量的上升。它的發展需要依賴於原有輕工業的哺育，不會自動讓出市場，農村工業欲要發展，仍需與城市工業升級遺留下來的原由層面展開競爭，其結果是2元經濟結構的矛盾激化。如何解決我國2元產業結構的矛盾？利用國際市場轉換機制不失為1條很好的思路，即通過勞密型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和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的外向型發展來避免城市與農村在工業上的爭奪。這是我國今後指導對外直接投資所應注意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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