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制度是除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外影響企業成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影響日益受到重視。運用分析敘事法和比較法，對東西部民營經濟發展起步比較早的溫州和臨夏地區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在傳統社會非正式制度、社會關係網路與傳統經營模式之間的相互選擇機制。西部地區企業成長緩慢的主要原因是地方非正式制度屬於強勢制度，一些尚未實現的潛在收益不能對非正式制度選擇產生激勵，難以形成企業成長的社會資本，很難實現原有經營模式的轉變。在特殊地區，技術變遷應該先於制度變遷，強制性的制度安排應該實行相機而動的跟進策略。
中國的改革實踐中，外圍經濟的增長快於傳統的經濟中心地區，如廣東對於中國，溫州對於浙江。計劃經濟時期，溫州位於浙江省南部沿海貧困地區，改革後，在沒有國家投資條件下，依靠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實現了農村剩餘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在製鞋、製衣、打火機、低壓電器等領域發展出了許多“製造中心”，形成了產業聚集，成就了“浙商”經濟。
臨夏位於甘肅省中部黃河上游地區，是以回族為主的回族自治州，素有“小麥加”之稱。長期以來經濟基礎薄弱，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水平比較低。改革開放後，非公有制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並形成了一定的`規模，費孝通先生譽之為“東有溫州，西有河州(臨夏)”。但是，臨夏非公經濟的發展軌跡與全國呈現逆向執行態勢，如表1顯示，20世紀90年代後，在全國非公經濟得到快速發展背景下，臨夏的非公經濟發展卻停滯不前。
對此現象，有人提出以溫州為樣本發展臨夏的非公經濟。“溫州模式”是否可以模仿?馬津龍、朱康對、張仁壽、蔡克驕等認識到，溫州模式的形成與發展絕不僅僅是一個特定區域的經濟現象，更是特定區域具有特定文化特徵的人的現象，溫州經濟是溫州人經濟。
本文試圖從兩個地區非正式制度差異，非正式制度與經濟活動的依存關係，地域性社會資本與企業成長的關係，分析西部企業成長乏力的問題所在。
一、兩個地區的非正式制度差異
康芒斯將制度定義為“集體行動控制個體行動”，他認為非正式制度可能影響或限制集體行動，進而影響經濟的運轉。諾思認為，制度是一種社會博弈規則，是人們所創造的、用以限制人們相互交往的行為的框架。他把博弈規則分為兩大類:正式規則(憲法、產權制度和合同)和非正式規則(規範和習俗)。諾思通過對制度演進的分析，論證出不同制度安排會帶來不同的經濟增長和經濟效率，強調產權安排等正式規則的重要性。他進一步認識到非正式制度的變遷是緩慢的，認為借鑑新的正式規則只有和舊有的非正式規則變遷相結合，制度變遷才能對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青木昌彥從博弈論角度，認為制度是關於博弈重複進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維繫系統。所謂的“共有信念”涵蓋了正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的可維繫性說明制度在一定的經濟活動中具有維繫社會秩序的功能。
1.臨夏地區非正式制度特徵
臨夏地區非正式制度的特徵，需要從兩個方面去理解，一是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的閉塞所存在大量中國傳統習俗;二是伊斯蘭文化與當地經濟相結合所產生的生活禁忌習俗等社會特徵。
鄒東濤指出，在傳統文化積澱深厚的中國西部地區，由於現代化發展的歷程短暫和傳統勢力的強大，存在基於“群體文化氛圍”下的“集體無意識”狀態。臨夏社會深居內陸，地理空間形成該地區接受外部先進文化的影響小，穆斯林群體強烈的民族自覺意識和相對封閉的環境與中國西部文化的“集體無意識”相疊加，地方文化保守的一面得到放大。它影響到穆斯林群體的經濟活動方式和範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展開經濟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