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十年間長期成為關注熱點之一的史研究為後人留下了許多著作，包括卷帙多少不等的經濟通史或斷代經濟通史。這一領域近來則逐漸遭到冷遇，這種背景下面世的由趙德馨主編的《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吹來了一股新風，顯示了新的氣象。這裡僅就何德章所撰的第三卷，即魏晉南北朝部分（以下簡稱何著），作一簡要的評論。
何著共九章，59萬字，第一章緒論，介紹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特點與學術史，第二章討論自然生態與區域經濟狀況，第三、四章分別論述城市與、與結構，第五章概括國家的經濟與經濟政策，第六至八章分別關注、手與商業，第九章涉及這一時期的經濟思想與主張。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經濟史在過去的六七十年間已出版了不少，從1936年陳嘯江的《三國經濟史》、1937年陶希聖、武仙卿的《南北朝經濟史》，到1959年李劍農的《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以及80年代以來的多種著作，其中最晚出的是高敏所主編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經過數代的學者的辛勤耕耘，經濟史這塊園地似乎已山窮水盡，難有大的作為，而何德章的新作卻充滿了新鮮感。較之以往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著作，該書的新意突出表現在以下二個方面：
首先，全書結構安排獨具特色，包含了許多以往經濟史中所忽略的問題。長期以來的經濟史研究重視的是生產關係的諸要素，反映到經濟史著作中就是涉及各個朝代的土地制度、賦稅、徭役制度的內容佔據突出的地位，相對而言，有關生產力的部分比較薄弱。以高敏所主編的《魏晉南北朝經濟史》為例，全書一共二十章，不到1100頁，研究生產關係的就有十章（第四至第十三章）之多，篇幅達640頁，佔一半以上。而具體討論農業、手工業、商業與貨幣制度的只有六章（第十四至第十九章），316頁，不到1/3。兩者的輕重一目瞭然。
這種格局應該說與過去幾十年間經濟史研究的總體狀況分不開。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作為“五朵金花”之一的土地所有制問題成為史學研究的熱點之一，而且另一熱點即關於歷史上的社會形態的討論也與此聯絡密切，在這一領域積累了豐富的成果也是勢所必然的。儘管如此，經濟史關心的更根本的問題是歷史上人們如果利用和改造自然，即生產力的問題。與生產力有關的問題理應成為經濟史研究、論述的重點。何著內容的安排正是基於這種考慮。
何著第六至第九章分別論述這一時期的農業與多種經營、手工業與商業，直接討論生產情況。第二章“自然生態環境與區域經濟狀況”與第四章“人口及社會結構”分別涉及生產力的基本要素。第三章“城市與交通”也是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全書2/3的篇幅討論與生產力有關的問題，是該書的重點。而只有第五章“國家的經濟管理與經濟政策”分析各時期國家的土地制度與政策，屬於生產關係範圍。總體而言，何著主要關注的是這一時期的生產力的發展變化，將生產關係作為影響生產力的一個因素加以論述，更好地體現了經濟史注重生產力發展變化的特點。
具體到章節的安排也頗有特色。第二章“自然生態環境與區域經濟狀況”中用了近30頁的篇幅介紹了這一時期的氣候形式與自然生態狀況。這在以往的經濟史著作中是難得見到的，體現了作者對經濟史的獨到理解。經濟活動是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動，自然界的狀況當然應是研究關注的關鍵之一，馬克思與恩格斯曾經說過“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他們在歷史程序中由於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他們所說的“自然基礎”指的是條件、條件、氣候條件以及其他條件。[1]上個世紀初興起的法國年鑑學派的史學家們同樣高度重視自然環境在人類歷史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年鑑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其鉅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用了500頁的篇幅討論環境的作用：人同他周圍環境的關係史。[2]而過去的中國經濟史研究長期忽視了這一點，新近出版的斷代中國經濟通史多數也沒有涉及這一問題[3]，何著所作的努力不能不說是有重要的意義。
此外，作者的第三章“城市與交通”分別分析了這一時期南北方重要城市的發展變化，特點以及南北方道路交通的基本情況，指出南方水陸交通的重要作用。這些內容在古往今來的人類經濟生活中均發揮了重要的影響，而為過去的經濟史著述所忽略。作者鉤輯史料，分類排比，將這一領域的基本情況展現在讀者面前，為深入認識當時的經濟活動提供了前提與基礎。
其次，何著的具體論述亦新意頗多。大體說來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推陳出新，對不少傳統問題提出新見解。關於六朝時期江南經濟發展狀況，一般認為三吳浙東地區最為發達，湘江、贛江流域等江南腹地還處於待開發的狀況。而關於兩漢時期江南地方社會經濟的格局，學者往往根據後代的情況逆推，想當然地認為三吳浙東發展最快。作者根據自己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見解。作者比較了西漢與東漢揚州、贛江流域與湘江流域的人口資料、密度與增長比例，指出西漢時揚州地區的人口密度高於湘江與贛江流域，而東漢後期則大大低於湘江與贛江流域（第74頁）。從建置變動上看，孫吳時期三地均大規模地分置郡縣，不能證明揚州的經濟高於湘江與贛江流域（第75頁）。而孫吳後來定都建業主要是出於上的考慮（第74頁）。作者的分析是有道理的，這裡可舉出一旁證。《續漢書·百官志五》注引應劭《漢官》：荊揚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吳三令爾。這條至少說明東漢晚期湘江與贛江流域的發展程度不亞於三吳。
關於六朝時期海道的作用，多年來不少學人給予了過高的估計，作者則根據史料做出了恰如其分的認識。他認為六朝海路使用較兩漢有所發展，但六朝從建康至交、廣，所取道路主要還是溯江經贛江、湘江以達，或循東道越嶺，即由今江西鄱陽經餘干、上饒及浙江江山、衢州、金華到達三吳，或經江西婺源入皖南抵建康，走海路往往是不得已的選擇（第163頁）。作者舉出了從孫吳到南朝陳的諸多事例予以說明，包括許多被用作證明海路作用的例子經過作者的認真辨析，顯示了其有限的用途。東晉末年孫恩起兵，浮海抄掠，其餘部曾從永嘉（今浙江溫州）“泛海到番禺，寇廣州”，而後來起兵廣州進攻三吳並未循海道，而是沿贛江而下攻取建康。該部敗還廣州後東晉軍隊“泛海襲番禺……賊不以海道為防”，晉軍原亦不擬從海道“眾鹹以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作者根據諸事的具體背景指出取道海路均是出於無奈或為了出其不意，並非正常途徑（第164-165頁）。
對於南方農業發展中的旱作農業的出現一向受到學界的重視，並被認為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4]但是關於麥、粟與菽等旱田作物在江南地區推廣的具體細節，探究不足。作者在論述中沒有停留在泛泛引用朝廷推廣旱田作物的詔書，或簡單指出南方飲食結構的變化，而是將旱田作物的推廣與北方南下的農戶土地利用上的處境以及南方的自然地理特點結合起來，認為旱作農業在這一時代對於南方開發的真正意義，表現為南方山地開發的興起，而不是體現為稻麥輪作制的普遍採用（第443頁），這一觀點又將此問題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關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穀物、紡織品與鹽等曾在特定時期與地區充當過交換媒介，即成為實物貨幣問題，學界主流的看法認為是商品經濟衰退，自然經濟抬頭的重要表現，作者則提出了與眾不同的解釋。他認為在原來商業貨幣經濟發達的地區，以實物代替鑄幣作為交換媒介，雖是經濟衰退的表徵，但並不能簡單地視之為原始的物物交換，而是特殊歷史背景下貨幣體系的調整，彌補了金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