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兩代是我國曆史上的重大變革時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前後兩期的分水嶺。這一社會變革反映在學術領域，展現出許多與前代學術明顯不同的特徵，其中一個突出的表現就是關於各種經濟門類的撰述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呈現出蓬勃的發展勢頭。雖然唐宋時期的學者沒有使用“經濟史”概念，但已經具有從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考察歷史的自覺意識。唐代史家杜佑撰《通典》，其《食貨典》包括田制、水利田、屯田、鄉黨、賦稅、戶口、錢幣、漕運、鹽鐵、鬻爵、榷酤、算緡、雜稅、平準、輕重各項內容；宋末元初史家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有關食貨的內容包括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徵榷、市糴、土貢、國用八考。以上幾個方面，大致反映出唐宋史家關於社會經濟史認識與撰述的範圍。在這種社會氛圍中，唐宋兩代學者撰寫了大量關係國計民生的經濟史著作，其數量遠遠超出唐以前歷代學者同類著作的總和，而且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會計、田賦、貨幣、屯田、水利、市易、均輸、朝貢、漕運、礦冶、茶鹽、救荒等名目。下面依據兩《唐書》、《宋史》和《四庫全書總目》的`記載，擇要述其梗概。
邦計國用經濟史著作。唐宋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體現在國家經濟制度上，有了更加明確和更為細緻的規定。反映這類內容的著作主要有：曹璠《元和國計圖》10卷，李吉甫《元和國計略》1卷，盛度《庸調租賦》3卷，佚名《經費節要》8卷，李維《邦計彙編》1卷，丁謂《景德會計錄》6卷，佚名《慶曆會計錄》2卷，田況《皇祐會計錄》6卷，韓絳《治平會計錄》6卷，李常《元祐會計錄》3卷，王珪《在京諸司庫務條式》130卷，曾布《熙寧新編常平敕》2卷，蔡確《元豐司農敕令式》17卷，吳雍《都提舉市易司敕令》並《釐正看詳》21卷，佚名《元祐諸司市務敕令格式》206冊，秦檜等《紹興重修常平免役敕令格式》54卷，呂祖謙論、門人編《東萊先生西漢財論》10卷。
農業經濟史著作。唐宋立國的基礎仍然是小農經濟，以農業為主的自然經濟佔據主導地位。但是，與前代農業經濟相比，最顯著的變化是商品經濟成分迅速增長，大量的剩餘農副產品進入市場。以桑麻、竹木、果蔬、花卉等經濟作物為主體的商品性種植業，在農業經濟中也佔有一定的比重。反映這類內容的著作主要有：武則天《兆人本業》3卷，薛登《四時記》20卷，王旻《山居種蒔要術》1卷，李綽《秦中歲時記》1卷，陸龜蒙《耒耜經》1卷，韓鄂《四時纂要》5卷，徐鍇《歲時廣記》120卷，陳元靚《歲時廣記》4卷，真宗《授時要錄》12卷，李淑《耕籍類事》5卷，丁謂《農田敕》5卷，汪槔《古今屯田總議》7卷，陳靖《勸農奏議》30篇，林勳《本政書》10卷，陳旉《農書》3卷，曾之謹《農器譜》3卷，王居安《經界弓量法》1卷，孫光憲《蠶書》3卷，秦湛《蠶書》1卷，贊寧《筍譜》1卷，吳良輔《竹譜》2卷，陳仁玉《菌譜》1卷，蔡襄《荔枝譜》1卷，佚名《荔枝故事》1卷，韓彥直《永嘉橘錄》3卷，陳思《海棠譜》3卷，張峋《花譜》1卷，仲休《花品》1卷，張宗誨《花木錄》7卷，歐陽修《洛陽牡丹記》1卷，王觀《揚州芍藥譜》1卷，史鑄《百菊集譜》6卷，史正志《菊譜》1卷，王貴學《蘭譜》1卷，范成大《範村梅譜》1卷，陳翥《桐譜》1卷。
手工業經濟史著作。唐宋農業經濟的發展，進一步促進了手工業生產規模的擴大，不僅建築、冶金、釀酒、紡織、製鹽、造紙等行業更加發達，而且出現製茶、製糖、制香、制墨、制硯等行業，獨立生產的手工業階層日益壯大。反映這類內容的著作主要有：李誡《營造法式》34卷，張甲《浸銅要錄》1卷，朱翼中《北山酒經》3卷，竇蘋《酒譜》1卷，沈立《錦譜》1卷，樓璹《耕織圖詩》1卷，李承之《江湖淮浙鹽敕令賞格》6卷，佚名《編類諸路茶鹽敕令格式目錄》1卷，高聿《鹽池錄》1卷，陸羽《茶經》3卷，溫庭筠《採茶錄》1卷，毛文錫《茶譜》1卷，丁謂《北苑茶錄》3卷，蔡襄《茶錄》2卷，佚名《茶法易覽》10卷，王灼《糖霜譜》1卷，丁謂《天香傳》1卷，洪芻《香譜》5卷，陳敬《香譜》4卷，蘇易簡《文房四譜》5卷，李洪《續文房四譜》5卷，蔡襄《墨譜》1卷，李孝美《墨苑》3卷，晁氏《墨經》1卷，米芾《硯史》1卷，高似孫《硯箋》1卷。
城市經濟史著作。唐宋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地域性經濟中心的產生，城鎮數量大幅度增加。由於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從事工商業人數不斷增多，導致中國傳統的政治型城市向經濟型城市轉化，加速了中國城市商業化的程序。反映這類內容的著作主要有：宋敏求《長安志》20卷、《東京記》2卷，孟元老《東京夢華錄》10卷，耐得翁《都城紀勝》1卷，佚名《西湖老人繁盛錄》1卷，吳自牧《夢樑錄》20卷，周密《武林舊事》10卷。
商業貿易經濟史著作。唐宋時期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商業貿易和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富人階層和商人群體開始崛起，國內外貿易（包括朝貢貿易）更加頻繁，貨幣需求量急劇增長。反映這類內容的著作主要有：嚴守則《通商集》3卷，洪遵《會稽和買事宜錄》7卷，趙勰《廣南市舶錄》3卷，李德裕《黠戛斯朝貢圖》1卷，崔峽《列國入貢圖》20卷，宋敏求《朝貢錄》20卷，高少逸《四夷朝貢錄》10卷，李清臣等《元豐土貢錄》2卷，佚名《安南土貢風俗》1卷，佚名《西南蠻夷朝貢圖》1卷，李孝友《歷代錢譜》10卷，封演《錢譜》1卷，張臺《錢錄》1卷，於公甫《古今泉貨圖》1卷，陶嶽《貨泉錄》1卷，杜鎬《鑄錢故事》1卷，董逌《錢譜》10卷，洪遵《泉志》15卷。
治河賑災經濟史著作。唐宋時期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東南沿海一帶社會經濟迅速發展，成為北方糧食物資供給之地。為保證漕運暢通，北方的黃河諸水與南方三吳水利得到有效治理。興修水利還與救荒賑災相關聯，成為唐宋朝廷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反映這類內容的著作主要有：張動《直達綱運法》並《看詳》131冊，王章《水利編》3卷，佚名《水部條》19卷，沈立《河防通議》1卷，李垂《導河形勝書》1卷，章惇《導洛通汴記》1卷，佚名《宣和編類河防書》192卷，李注《李冰治水記》1卷，佚名《大禹治水玄奧錄》1卷，郟亶《吳門水利》4卷，單鍔《吳中水利書》1卷，魏峴《四明它山水利備覽》2卷，富弼《救濟流民經畫事件》1卷，董煟《救荒活民書》3卷、《活民書拾遺》1卷，劉珙《江東救荒錄》5卷。
上述各類經濟史著作的增多，反映出整個社會對經濟領域發生的巨大變革給予自覺重視和普遍關注，標誌著當時學者對經濟史著作價值的認識進一步增強和提高。
唐宋時期經濟史著作的勃興，對中國傳統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第一，有關治河、漕運、農貿、工商、財政、救荒之類關係國計民生的歷史撰述，有的萌生於唐代，有的興起於宋代，至元明兩代呈現出明顯增多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受到史家的高度重視。以正史《經籍志》和《藝文志》的“史部·故事類”記載為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兩《唐書》無一記載，《宋史》佔據十分之一以上，《明史》則佔據半數之多，說明關注與撰寫經濟史著作的人數日益增加，成為“史學走向社會深層的又一個重要標誌”（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35頁）。
第二，自從杜佑《通典》確立“以食貨為之首”（《食貨典序》）的撰述思想和撰述體例以後，歷代典制體史書奉為圭臬，成為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宋白等《續通典》、馬端臨《文獻通考》、王圻《續文獻通考》、清代官修《續通典》、《續文獻通考》、《清通典》、《清文獻通考》、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諸書均以食貨內容居首，自覺地從歷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會考察歷史，對社會經濟發展史給予了高度重視。
第三，經濟史著作的蓬勃發展，為唐宋以後歷代正史《食貨志》的撰述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兩《唐書》以前的歷代正史，《食貨志》絕大部分記載與農業經濟相關的田制、賦稅、戶口、徭役諸方面內容，而自《宋史》以後的歷代正史，《食貨志》記載的與國民經濟相關的貨幣、商稅、市舶、會計、漕運、水利、賑災各方面內容佔據了大部分篇幅，極大地拓寬了史書《食貨志》撰述的內容。
第四，唐宋以來經濟史著作的勃興，把中國史學的經世致用思想發展到一個新的里程碑。在這一史學思想的影響下，宋、元、明、清學者撰寫了大量的農政、鹽政、茶政、馬政、船政、漕政、荒政等經濟史著作，不但清晰地反映出上述各個領域的歷史發展狀況，而且形成關注社會歷史與國計民生的傳統，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史學經世致用思想的內涵，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