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書院記是宋人開闢的一類新的文學樣式。起源於北宋初期，南宋時出現了第一次興盛局面。宋代書院記表現了突出的時代特徵：一是具有明顯的議論化傾向，二是表現手法趨於多樣化，文學性增強。宋代書院記展現了宋代書院教育的發展狀況和宋代學術思想的興盛，也反映了宋代“記”體文的創新與變革。
【關鍵詞】 書院記 宋代 散文 文化
宋代散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主要表現就在於體裁和題材的開拓與創新，從這個角度來講，書院記可說是宋人開闢的一類全新的文學樣式。所謂“書院記”，是指以書院為題材，以“記”這種體裁為形式載體撰寫的文章，這類文章的題目往往標明“（重修/重建/新建）某某書院記”。中國古代書院還有其他一些名稱，如書堂、精舍、書舍、學舍等等，以“書堂記”“精舍記”“書舍記”“學舍記”等為標題的文章也在本文所論範圍之內。當書院創辦、修復、擴建或發生重大事件時，常有人為該書院撰寫記文，因此書院產生之後，自宋至清，出現了大量的書院記，僅據《 中國書院史資料 》中收錄的篇目初步統計就有900篇之多，這類散文不僅反映了書院的發展演變和歷代教育觀念、學術思想，而且也拓寬了“記”體散文的題材範圍，折射出“記”文的變革與創新，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意義。
一、書院記的起源及其在宋代的發展概況
書院記的起源與書院有直接關係。書院雖產生於唐五代，但數量不多，規模也無法與後代相比。宋代是中國古代書院發展的第一個高峰，且出現了一批影響深遠的著名書院，如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書院記誕生了。就目前所見，最早的書院記當為徐鍇作於宋太祖開寶二年（969年）的《 陳氏書堂記 》，此文記敘了陳氏家族建立書堂的起因、經過，以及書院的環境、規模、生源、建成後產生的效果等等，文字精練，開書院記創作之先河。
北宋（960—1127）書院記數量不多，但作者幾乎都是大家名家，如徐鉉、王禹偁、楊億、石介等人。此期書院記篇幅較短，敘事為主，表現手法單一，內容往往是講述創辦或修復書院的過程，說明撰記原因目的。南宋（1127—1279）出現了書院記創作的第一個高峰，僅目前所見南宋文人別集與地方誌中所收書院記就有近百篇，而且有的名家撰寫了多篇，如楊萬里有兩篇書院記，朱熹有四篇，劉辰翁有六篇。由此可知，書院記雖起源於北宋初期，但其大量創作卻是在南宋。究其原因，主要在於北宋、南宋書院的發展情況具有極大的差異。《中國書院史 》說：“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南宋時期的書院發展可謂達到了一個鼎盛時期。”據《中國古代的書院制度 》統計，在整個宋代，新建（不包括興復、改建的書院在內）書院共有124所，其中北宋時期僅有30所，佔24.19％，南宋時期卻有94所，佔75.81％。以上材料充分說明南宋書院的數量比北宋要大得多。書院是書院記創作的物質基礎，沒有書院就不可能產生書院記，北宋書院遠不如南宋興盛，所以書院記自然也就不如南宋那麼多了。
南宋書院記與北宋相比，具有明顯的變化，主要體現在以下諸方面：一是在內容方面，北宋書院記主要記敘書院的情況，南宋書院記內容則更為豐富，除了書院，還有闡述教育觀點或學術思想的；二是在表現手法上，北宋書院記以敘事為主，敘述較詳，南宋書院記則以敘事為框架，議論說理、寫景抒情兼而有之，騰挪變化，更為靈活，文學性有所增強。
二、宋代書院記的時代特徵
與前代“記”文相比，宋代書院記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體現了宋人突破前人的積極探索，具體而言，表現在以下兩方面：
（一）宋代書院記具有明顯的`議論化傾向。“記者，記事之文也。”“記，所以敘事識物，非尚議論。”從文章學角度來講，“記”是以敘事為主要特徵的，但發展到宋代卻出現了大量以議論性為特徵的“變體”。宋代書院記就具有明顯的議論性，尤其是南宋後期，甚至出現了幾乎全篇議論、“以論為記”的書院記，如劉辰翁的《 武岡軍沅溪書舍記 》等。後來就有學者認為“學記”（包括書院記）是說理之文，如近代林紓《 春覺齋論文·流別論 》言：“學記則為說理之文，不當歸入廳壁”（即“廳壁記”，為“記”體中的一類）。
（二）宋代書院記表現手法趨於多樣化，文學性有所增強。特別是很多作者能將敘事、抒情、議論融為一體，騰挪變化，甚至還插入寫景的文字，使文章更富有形象性。如葉適的《 石洞書院記 》先寫郭君建書院的事蹟，但在敘事中穿插了精彩的寫景：“土開谷明，俄若異境，稍復深入，臻於曠平，則石之髙翔俯踞，而竹堅木瘦，皆衣被於其上。水之飛湍瀑流，而蕉紅蒲綠皆浸灌於其下。潭澗之窪衍，阿嶺之嵌突，以亭以宇，可釣可奕，巧智所欲集，皆不謀而先成。”最後以議論作結，對郭氏子孫及其鄉人提出希望。韓元吉的《 武夷精舍記 》前半部分敘事和寫景參用，但以寫景為主，形象描繪了武夷山景色，後半部分敘事和抒情、議論參用，反映朱熹帶領弟子在武夷修築精舍群居而學的樂事，並抒發了自己對朱熹優遊生活的讚賞和羨慕之情，全文極富變化。
宋代書院記中的寫景和遊記不同。遊記以寫景見長，人們通常所說的遊記典範，主要是那些寫景文字在全文中所佔篇幅較大，工於描繪，細膩生動的作品，如柳宗元的“永州八記”。而宋代書院記中的寫景多是“省略式”的，即只有概括出來的景物給人的大體印象，不作具體描繪。如劉爚《 龍山書院記 》：“五山輻輳，蜿蜒如龍，溪橋橫其前，清澈可鏡，前望靈峰、懷玉，秀峙天際。”楊萬里《 秀溪書院記 》：“安福縣之南三十里而近有秀溪者，十里而九縈，凝為天鏡，湧為車輪，行為齊紈魯縞之紋，激為金簧玉磬之音。”
宋代書院記中的抒情往往穿插在敘事、寫景、議論之中，適時而發。多用一些感嘆詞和詠歎句式，給敘事、議論平添了感喟俯仰的情調，使人感覺到作者內心的變化。如袁甫《 番江書堂記 》在闡述了“自得”之含義後，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道出了對學生的厚望：“嗚呼！番江書堂之學習，而果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即所以教白鹿、象山之學子，皆不失諸老先生之本旨也。伐木之詩曰：‘神之德之，終和且平。’學子服膺斯言，吾見道德一而氣脈長矣。勉之，勉力！”由此可見一個關心教育的學者對學生的殷切希望。
議論往往是記文中的畫龍點睛之處，也是集中表達作者思想感情的部分。敘事之後議論說理常常可以深化主題，夾敘夾議則使議論有據、敘事不流於膚淺，有些記文中的議論還伴隨著抒情，達到了以理服人和以情動人相結合的效果。
三、宋代書院記的文化意蘊
書院記在宋代的誕生和興盛，不僅是一個文學現象，而且包含深刻豐富的文化意蘊。
首先，宋代書院記反映了宋代書院教育的發展狀況。作為表現書院題材最主要的文學樣式，書院記首先是研究書院教育的第一手資料，從事書院研究者是無法完全迴避的。就現存宋代書院記來看，宋代書院發展具有不平衡性。北宋書院記幾乎全作於英宗（1064—1067）之前，這說明北宋的書院教育前期盛於後期；南宋書院記創作最為集中的是寧宗嘉定（1208—1224）至宋末這段時期，其次為孝宗（1163—1190）時期，這表明南宋書院教育的極盛時期是寧宗嘉定以後。
宋代書院記中涉及教育之處頗多，較為瑣碎，但綜而觀之，集中在以下三個熱點問題上：
（一）書院教育的目標與宗旨。從現存宋代書院記看，宋代書院教育目標經歷了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北宋初期書院多為補官學之不足而建，目標在於滿足士人讀書的需要，這和當時的官學並沒有太大差別。如楊億《 南康軍建昌縣義居洪氏雷塘書院記 》寫書院建立後，教育效果很好，中舉之人很多，可見此書院是為讀書人進入仕途提供方便的。南宋理學興盛，理學家們紛紛創辦、興復書院以傳播、發揚本派學術思想，這些書院多以“傳道”“明道”為目標，此為南宋書院的一個顯著特點。
（二）書院與科舉的關係。從現存書院記看，北宋早期書院基本都與科舉有密切關係，如王禹偁、楊億等人的書院記都提到書院為讀書人進入仕途提供方便，南宋時期的情況則相對複雜。有人認為南宋的書院都是反對科舉的，但情況並非完全如此，即使到了南宋，也還有一部分書院與科舉血肉相連，如一些家族書院的目的仍是為本族子弟提供讀書的條件，為他們應舉做官提供方便，像桂巖書院、辰岡書院等皆以讀書應舉為目標。書院以反對科舉相標榜，主要是到了理學家那裡。他們看到科舉給學校教育帶來的危害，看到學校以科舉為務導致的弊端，故而立志於創辦書院，區別於官學，並在自己創辦的書院中講學傳道，教育學生不要以科舉中第為目標。其中，朱熹對科舉和官學的批判是最為嚴厲的，他在《 衡州石鼓書院記 》中明確指出石鼓書院之建“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這裡的“課試之業”即指應舉。當時官學以科舉為教育目標，導致學生道德素質大為降低，這是理學家們所深惡痛絕的。朱熹作記就是為了警示學生不要像官學學生那樣鑽營科舉，否則就無可救藥了。
（三）重視道德教育。宋人書院記強調道德教育，如袁甫在《 番江書堂記 》中提出書院教育要培養學生“孝友信睦”“公廉正直”的道德品質。楊萬里在《 秀溪書院記 》中也說：“子以為聖人之經、君子之學端奚事乎？道之以人之理，齊之以人之綱，如是而止耳。綱焉在？曰親曰君而止耳。理焉在？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動天地，貫日月，通神明，開金石，表四海，範百世，莫大乎忠孝。……若夫學文者，孝悌之餘力也；修辭者，立誠之完裡也。”他認為文章修辭都是道德修養之餘的事，可見其對道德教育的重視。道德教育是在宋代理學興盛的情況下被提到學校教育的首要位置的。理學的產生，本來就是以整頓倫理道德為目的的，所以進行道德教育就成為理學教育的基本內容和重要特徵，而理學家也普遍認為只有學生具備了較高的道德修養，所學才能發揮正當作用。
其次，宋代書院記折射出宋代學術思想的興盛。宋代書院與學術發展有極為密切的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書院教育是學術發展的策源地與傳播基地，尤其到南宋，書院真正實現了教育與學術研究相結合，如朱熹創辦的武夷書院、復興的白鹿洞書院，陸九淵創辦的象山書院，張栻主講的嶽麓書院，都是他們傳播本派學術的基地。南宋書院記的大部分作者都分屬當時各個學術流派，他們在書院記中也會闡發學術觀點，例如，呂祖謙的《 白鹿洞書院記 》歷數宋代理學的源流，揭示朱熹興學的本意是傳播二程等先賢之學；張栻《 潭州嶽麓山書院記 》中闡發了他本人學術思想中的“仁”說；袁燮的《 東湖書院記 》簡述了陸九淵心學的基本內涵；文及翁在《 慈湖書院記 》中論述了慈湖先生楊簡的“心學”。
最後，宋代書院記表現了宋代“記”文的創新與變革。“記”本是敘事為主的應用性文字，唐代經古文運動，在韓愈、柳宗元手中得到突破，不再是單純記事，而是或描寫刻畫，或抒情議論，到了宋代，這種文體的文學因素進一步加強，作品中往往是融敘事、描寫、議論、抒情於一爐，富於變化。正如《 中國古代文體總攬 》所言：“唐代的（記文）以敘事為主，至宋，抒情、議論的成分漸增。”作為“記”體文的一個分支，宋代書院記客觀上也反映了這個特點，據目前所見書院記來看，單純記事的幾乎沒有，而綜合運用多種表現手法，融敘事、寫景、議論、抒情於一爐的則很常見，比之唐人記文，表現出更強的文學性。
綜上所述，宋代書院記不僅具有認識意義、歷史價值，而且也對宋代文學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它還為宋代教育、宋代學術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這裡只是對宋代書院記做了一點粗淺的探討，它的價值意義仍然有待於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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