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題】經濟思想史研究
【關 鍵 詞】中國經濟史學/學科化/學科萌芽
【 正 文】
20世紀初的中國經濟史學萌芽是中國經濟史學科化的起點。傳統的中國經濟史為其學科發展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孕育著中國經濟史學的胚胎，但是卻無法演化為一門獨立學科。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經濟學，歷史學和社會學等社會的東漸為中國經濟史學科的萌芽與成長創造了必要的理論條件：中國經濟史學科萌芽第一次由可能變為現實。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萌芽時期中國經濟史學研究的具體成果，進一步分析、探討了學科萌芽的具體時間、標誌及原因，初步了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學術貢獻及影響。
一、學術界有關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研究
關於中國經濟史學的萌芽，國內有許多學者對在這一進行了深入研究，並對學科萌芽的具體時間、標誌及原因等問題提出了較有影響的學術觀點。首先，對於學科萌芽標準，學術界的觀點基本一致。趙德馨在《發揚面向現實、反思歷史的優良傳統》一文中指出，“梁啟超著《中國國債史》、魏聲和著《中國實業界進化史》與沈同芳著《中國漁業史》等書於1904年後的相繼出版，標誌著近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科的萌發”。[1]（P784）從趙德馨對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有關論述中可以看出，學科萌芽的重要標誌就是相關中國經濟史學著作的問世。虞和平在《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一書中指出，“1904年至1913年為中國經濟史學的萌芽階段，梁啟超的《中國國僨史》則是最早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著作”。[2]（P82）從虞和平對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有關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其判斷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標準與趙德馨的觀點較接近。李根蟠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一文中指出，“梁啟超將古代的經濟思想與西方經濟理論相比較，寫了《史記貨殖列傳今義》、《管子新解》等論文；他第一次把統計學的引入歷史研究之中，寫了《中國史上之人口統計》（《新民叢報》第46-48期，1903年）等文，他還打算寫作《中國生計學史》。這些都可以視作中國經濟史學的濫觴”。[3]從李根蟠對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有關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和國內經濟史學界的其他學者一樣，李根蟠也認為相關著作的問世，是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重要標誌。
其次，學術界對中國經濟史學萌芽時間的判斷，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史學萌芽於20世紀初。趙德馨、虞和平、李根蟠等人認為，如果將相關中國經濟史著作的出現作為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標誌，中國經濟史學萌芽於 20世紀初的判斷更令人信服。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中國經濟史學自1921年後開始萌芽。秦佩珩在《中國經濟史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一文中指出，“所謂昨日的中國經濟史壇，我們為了討論方便起見，暫把這個階段劃入自民國十年到民國二十六年之中。雖在這樣短短的期間內，一般的經濟史學者，卻在經濟史的研究上，作了極大的努力。自胡適之與胡漢民等討論井田問題，以啟中國經濟史研究之端，一直到陶希聖主編的《食貨》；一般學者，推波逐瀾，紛紛提出他們對經濟史的看法與主張，寸前尺進，無一非艱辛血汗之成果。”[4]從這一段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有關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時間，秦佩珩認為，中國經濟史學是從1921年後開始萌芽的，這一觀點和學術界通行的看法有較大的差異。
國內外有關的資料表明，中國經濟史著作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出現了，如果將中國經濟史有關著作的出現作為判斷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依據，那麼判斷中國經濟史學萌芽於20世紀初的理由更充分，其具體標誌是梁啟超著《中國國債史》一書的問世。至於1911年辛亥革命後，由於現實的需要；有關中國經濟史的著作逐漸增多，一大批研究成果相繼問世，這一現象說明中國經濟史學萌芽後，整個學科確實有較快的發展，但能否將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史學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作為我們判斷整個學科開始萌芽的一個標準，卻有待於進一步的分析和論證。
另外，對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深層次原因，學術界也有著不同解釋和回答，其中李根蟠對這一問題的解釋，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現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史學是在西方近代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理論傳入中國以後才形成的”。[3]這種解釋強調了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外部條件和歷史背景；趙德磬、虞和平等人則從國內現實經濟的變化等因袁來考察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原因，這種解釋強調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內部條件。
二、中國經濟史學萌芽原因的再探討
一門學科的發生、發展，往住是和它當時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某一特定的歷史條件相聯絡的，並且又是與其他同的一些學科的發展相聯絡的。中國經濟史學的萌芽以及這門學科後來的發展，都令人信服的證實了這一點。尋找中國經濟史學的萌芽的歷史動因需要多層面的思考與觀察，科學、合理地解釋中國經濟史學科萌芽有助於學術界進一步探討學科萌芽的具體時間及其標誌。
中國經濟史學萌芽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從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外部條件來分析、考察中國經濟史學萌芽，西方近代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對中國學術界和思想界的影響甚大，西學東漸為中國經濟史學萌芽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但是外部影響僅僅是促使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一個方面，西學東漸在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過程中所起的僅僅是催生的、間接的作用。從學科萌芽的內因來看，社會變革所產生的強烈現實需求是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另一動因。19世紀末20世紀初發生在中國大地的社會變革運動，不僅開啟了中國由傳統邁向現代的歷史步伐，同時也為中國經濟史學的萌芽創造了一系列的有利條件。無論是1898年的戊戌變法，還是清末的“新政”，二者在各個方面都頒佈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措施的相繼出臺直接或間接地使得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有了強烈的社會現實需求。首先是頒佈了經濟方面的改革措施，鼓勵發展本國經濟。怎樣才能更好地發展實業，早日實現“富國”之理想，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中尋求經驗和教訓，這樣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研究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有著強烈的現實需求；其次是從官制方面進行了改革，如戊戌變法中設立農工商局，清末“新政”設農工商部等。這些與發展實業有關的機構的成立，都組織了力量對相關方面的經濟發展歷史進行了總結，這也是導致中國經濟史研究有著強烈現實需要一個重要的原因：另外，戊戌變法在文教方面的改革措施如開辦京師大學堂也直接推動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興起。1902年11月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第二章功課部分對分科、課程、課時、教材以及預備科課程都有系列的規定，如“文學科中史學乃七門之一”，“研究史學之要義皮包含大量經濟史內容”，“關於教材日本名經濟史，可暫時採用，仍應自行編篆。”[5]（P88），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判斷，有關中國經濟史的內容從這時就開始走進大學課堂。京師大學堂在我國發展史上有著特殊的歷史地位，其辦學章程有著強烈的引導和示範作用。京師大學堂開設史學課程，經濟史作為現代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隨之走進大學課堂。從此以後，中國高等學校普遍開設與經濟史有關的課程。通過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在當時確實有著強烈的現實需要。這種強烈的現實需要正是導致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外國人，尤其是日本人對中國經濟史學科的產生具有直接促動作用。杜維明教授指出：“現代中國歷史學的發源地其實在東京。”他認為樑啟韶與章炳麟皆“受到‘日本文明歷史學，的影響”。[6]有些學者也認為梁啟超在日本時已把一些西方史學及文明史書介紹到中國來，並斷言他的“新史學”理論。在相當大程度上要得益於日本對西方史學的間接介紹。”[7]（P356）其實，日本東京不僅是現代中國歷史學的發源地，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史學的發源地。大約從甲午戰爭之後，不少日本人在考察中國社會經濟狀況的同時，開始著書立說，引起中國的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的注意，梁啟超在1597年看到日本人緒方南溟寫的《中國工藝商業考》一書時，發出了由衷的感嘆：“嗟夫！以吾國境內之情形，而吾之士大夫，竟無一書能道之，是可恥矣。吾所不能到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懼矣。“從而促使他進行中國經濟史研究。所以當中國人開始進行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時候，首先吸收了外國人的某些研究成果，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翻譯出版了一些外國人的著作。如1907年日本學者平田德次郎在《政治學報》上發表《滿洲論》一文，西村駿次等在《政治學報》上發表《滿洲之富源》一文。受此影響，中國學者劍虹1910年在《地學雜誌》第1卷3期發表《吉省移民源流》一文，也展開了類似的研究。1906年廣智書局出版了蔣簋方翻譯的日本學者織田一著《中國商務志》一書。中國學者陳家錕就展開了類似的研究，並於1908年著《中國商業史》一書。
通過上述分析，中國經濟史學萌芽子20世紀初，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僅僅從某一方面分析，不可臺蝌學合理地解釋中國經濟史學的萌芽。具體分析中國經濟史學萌芽的外因；一方面是西方近代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西學東漸的`間接影響，另一方面是外國人研究中國經濟史，特別是日本人研究中國經濟史的直接促進作用；其內因主要是指 20世紀初強烈的社會變革，這種強烈的社會變革產生的社會需求促使中國經濟史學的萌芽。
中國經濟史學萌芽階段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為與中國經濟史育關著作的相繼問世，20世紀初，中國的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從抵制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發展民族經濟出發，開始認識到研究本國經濟史的重要性。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中國經濟史著作也隨之出現。1904年，梁啟超的《中國國債史》一書由廣智書局出版，這是最早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著作。在《中國國債史》一書中，梁啟超詳細敘述了近二十年的中國國債史，對國債產生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並考察了西方各國的公憤歷史。此後，1906年魏聲和的《中國實業界進化史》、1907年沈同芳的《中國漁業史》、1908年陳家錕的《中國商業史》、1909年陳家錕的《中國史》與沈曾蔭的《中國實業史要》等著作相繼出版。另外，1909年劉師培還在《國粹學報》發表《論中國古代財政國有之弊》的中國經濟史專題論文。 1907年後還有工商團體和編寫的著作出現，如山西同鄉會編的《山西礦務檔案》（1907年）、南通翰墨林編譯印書局編寫的《通州興辦實業之歷史》（1910年）、通海墾牧公司編寫的《通海墾牧公司開辦十年之歷史》（1911年）。
分析這些經濟史著作，就內容而言，它們都是關於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經濟問題中某一部門或某一專題的研究，涉及個別行業、企業和地區，敘述比較簡單。就目的而言，研究者的目的就是探尋振興中國經濟之道。就作者而言，這些著作，多為民間作品，先是個人著作，後有工商團慚口企業編寫的著作。在運用理論方面，也開始有了新的突破。梁啟超在《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一文中，運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中有關經濟學的原理，分析比較中國曆代戶口，使得該文具有一定的經濟學理論色彩。梁啟超認為，外國曆史為進化，我國曆史為迴圈，《人口論》所論證的人口增長，並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他還對中國曆代人口資料進行了分析處理，為後者研究中國人口留下了寶貴的資料。《中國史上人口之統計》一文中歷史事實與經濟理論的結合並非一種偶然的巧合，它是西方經濟學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入中國的一種必然反映，這意味著運用現代經濟學原理解釋中國歷史現象已經成為可能。從這一時期出版的有關經濟史著作的學術特點來分析，這批中國經濟史著作無論是在研究的物件，還是研究的目的、敘述的方法等方面都完全有別於傳統的中國經濟史，已經開始涉及中國經濟史學的研究範疇。所有這些都標誌著中國經濟史學科的萌芽。四、史學萌芽的學術貢獻及
20世紀國中國經濟史學萌芽是中國經濟史學科化的起點，中國經濟史學萌芽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學術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隨著中國經濟史學的萌芽，經濟史逐漸演變成中國近代史學的一門專門史。經濟史作為專門史的出現，對中國經濟史學科的形成和發展有著積極的影響，梁啟超對中國經濟史學的萌芽有著特殊的歷史貢獻，其中最大的貢獻在於他接受了西方學科分化取得的成果，用現代分類，把歷史學分為普通史與專門史。作為新史學的奠基人，梁啟超的這種劃分法頗有見地，無論對歷史學，還是對作為一門專門史的經濟史的發展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經濟史作為一門專門史開始出現，是中國經濟史學科化的歷史起點，也只有從這時候開始，人們才有可能關注經濟史的學科性質、物件和研究方法等有關學科自身發展的。而對這些問題的認識，直接影響看中國經濟史學科未來的發展。從這層意義上，經濟史作為專門史的出現，也正是中國經濟史學萌芽對學科整體發展所作的學術貢獻。
中國經濟史學萌芽另一學術貢獻就是使得中國經濟史作為一門課程開始走進大學課堂。在中國，大學課堂開始講授有關經濟史的，最早可以追溯到開辦京師大學堂。此後隨著中國經濟史學的萌芽，中國經濟史開始作為一門課程走進大學課堂。這一點對中國經濟史學的發展有著相當積極的意義。中國經濟史走進大學課程，不僅提升了中國經濟史學的學術地位，而且為研究中國經濟史培養了專門人才。
最後，中國經濟史學萌芽有力地促進子中國經濟學形成與發展。中國作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給世界留下了豐厚的古代文化遺產，經濟思想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沒有演變成為系統的、規範的經濟學，在浩如煙海的歷史典籍中，很難找到一本專門論述經濟問題的理論著作，更不要說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中國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和完整的理論體系，是從20世紀開始的。中國經濟史有廣闊的天地，無盡的資源，它應當成為中國經濟學的源，而不是中國經濟學的流。首先，中國經濟史學萌芽時期，有些理論研究成果本身就是對中國經濟史實的理論概括，這種對中國經濟史實的抽象分析，本身就是中國經濟學理論成果之一；其次，中國經濟史學研究可以直接給經濟學家提供歷史經驗。中國經濟史學對中國經濟學理論形成與發展的促進作用，使得經濟學家越來越認識到經濟史學科的重要性。這樣，又會反過來對中國經濟史學自身的發展又產生積極影響。
【】
[1] 趙德馨。發揚面向現實、反思歷史的優良傳統[A].趙德馨經濟史學論文選[C].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2] 曾業英.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M].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3] 李根蟠.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J].歷史研究，1999，（3）.
[4] 秦佩珩.中國經濟史壇的昨日今日和明日[J].新經濟，1944，第11卷（3）.
[5] 北大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學史料（第1卷1898- 1911）[M]。北京大學出版社，1903。
[6] 杜維明.歷史女神的新文化動向與亞洲傳統的再發現[J].九州月刊，1992，第5卷（2）.
[7] 張廣智，張廣勇.現代西方史學[M].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