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九歌》的悲劇質素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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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辭賦“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晚唐著名詩人李商隱的詩歌創作深受其影響。對此,前人已有述及。王夫之《唐詩評選》:“義山詩寓意俱遠,以麗句影出,實自《楚辭》來。”[1]吳喬《西昆發微序》:“義山始取法少陵,而晚能規模屈宋……《無題》詩十六篇,託為男女怨慕之辭,而元一直陳本意,不亦風、騷之極致哉!”[1](P8)姚培謙《李義山詩集箋註》注《無題》(八歲偷照鏡):“此首乃追憶之詞。邐迤寫來,意注末兩句。背面春風,何等情思。即‘思公子兮未敢言’(按,此《九歌·湘夫人》句)之意,而詞特妍冶。”[1](P30)秦朝釬《消寒詩話》:“義山詩如《無題》、《碧城》、《燕臺》等詩,且放空著,即以為如《離騷》之美人香草,猶有味也。”[1](P44)

屈原《九歌》的悲劇質素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

上面引述,主要從總體上概略談屈原辭賦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本文特拈出屈原《九歌》的悲劇質素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略陳管見。

一、屈原《九歌》的悲劇本質對李商隱詩歌創作的影響

《九歌》是朝廷祭歌還是民間祭歌,它的創作年代是早是晚等問題,向有爭議。筆者認為,《九歌》乃屈原晚年流放江南時,根據楚之民間祭歌加工創作而成的一組抒情詩。這個問題的界定,對本文所要論述的問題至關重要,因為只有界定了《九歌》的創作年代和性質,才能更深入地理解《九歌》的悲劇色彩。

聞一多先生在《九歌的結構》、《什麼是九歌》[2]兩文中,根據《九歌》十一篇的內容和風格特徵對《九歌》進行了分類,認為其中八篇的《東君》與《雲中君》、《湘君》與《湘夫人》、《大司命》與《少司命》、《河伯》與《山鬼》各為一對配偶神,作品所陳述的是他們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這種劃分和概括未必完全切合實際,但可成一家之言,起碼“二湘”、《河伯》與《山鬼》諸篇陳述愛情故事則是不爭之事實。愛情是人類美好的感情,有情人理應終成眷屬,但《九歌》中的主人公對愛情的追求總是以失敗而告終。《湘君》,寫湘夫人思念戀人湘君,久候不至而駕舟親往前迎,“邅道洞庭”,橫渡大江,歷盡艱難險阻和千辛萬苦,然而,“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餘嘆息!”她在痛苦失望中“橫流涕兮潺湲”!《湘夫人》,寫湘君思念湘夫人,望而不見,相遇無緣。他幻想能與湘夫人同結百年之好,傳令築室水中。但正值水中華美芳潔之宮殿築成之際,“九嶷繽其並迎,靈之來兮如雲”,九嶷山上的眾神來迎接湘夫人回去哩!湘君的美好理想和願望被殘酷的現實擊得粉碎。《河伯》,始寫河伯與戀人攜手遊山玩水——“與女遊兮九河”,“登崑崙兮四望”,“與女遊兮河之渚”,真是其樂融融!然而好景不長,“流澌紛兮將來下”,由於流冰紛下的威脅,“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河伯與戀人不得已而悽然分別。《九歌》所寫主人公對戀人的追求,要麼是求而不遇,要麼是遇而復失,總之是其追求美好理想的“必然要求”與這種要求的不可能實現,構成了悲劇性的衝突,最終是理想的受摧殘,人生有價值的東西遭到毀滅。

屈原《九歌》所展現的悲劇,不僅僅是美好事物的毀滅,它還表現出了主人公在遭受摧殘時的不屈意志,勇敢抗爭,對理想的執著追求。《湘君》寫湘夫人由於湘君的爽約而對他的感情產生懷疑,認為“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於是便把湘君當初贈送給她的定情物“玦”與“佩”丟棄到水中:“捐餘玦兮江中,遺餘佩兮澧浦”,顯示了與負心漢的決絕態度。但同時,她又“採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又想若戀人真正因為客觀原因而未赴約的話,我也不能錯怪他,所以採芳草交給“下女”以向湘君傳達自己的心意,顯示了對愛情的不懈追求。《湘夫人》的結尾同樣表達了主人公這樣的思想感情。《山鬼》,寫山中女神盛妝去與戀人約會,在悽風苦雨中久等戀人不至,她在經受著失戀的痛苦煎熬時依然充滿自信:“山中人兮芳杜若”,認為自己的品貌芳如杜若,與當初“既含睇兮又宜笑”、“善窈窕”的美質無異,倒是對方的感情起了變化:“君思我兮然疑作”,從而表達了無比悲憤的心情:“思公子兮徒罹憂”!一位既嚮往愛情,熱烈追求,又傲岸不屈的“山鬼”形象躍然紙上。

《九歌》所展現的這種悲劇的本質,在李商隱的詩歌尤其是他的愛情詩中有著充分的體現。李商隱年輕時在王屋山之道觀與女道士宋華陽相識並墜入愛河,但此事被發現,宋被遣,詩人也被趕下山。詩人為這一刻骨銘心的愛情寫了諸多詩篇,包括一些無題詩皆與此相關。這些詩篇無不具有悲劇色彩。《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層中鎖彩蟾。應是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精簾。”(本文所引用李商隱詩皆選自中華書局1988年版劉學鍇、餘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以下只注篇名)值此月夜良辰,詩人本當與宋氏姊妹同賞明月,這是青年男女追求愛情的“必然要求”,但宋氏姊妹卻被玉樓深鎖,水晶簾隔,令詩人無緣相見徒勞思念。事發後,在“東風無力百花殘”的時節,詩人與宋分別,依依不捨。但他仍寄有希望:“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為探看”(《無題》)。誰知此別竟是永訣,幽期難再,天涯永隔,詩人只能在夢中與情人相會了,夢醒之後他深沉慨嘆:“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無題四首》其一)這一美好的愛情就這樣給毀滅了。

《燕臺詩四首》的女主人公是先於洛陽柳枝的李商隱的戀人,可能是某家的養女,與商隱發生戀情後即被一大商人重金買去[3]。由於詩中多楚地及其風物,如“雲夢”、“湘川”、“蒼梧野”、“楚管蠻弦”等,《燕臺詩四首》所受《九歌》之影響殊為明顯,尤其“瑤琴愔愔藏楚弄”一句顯與《湘君》“吹參差兮誰思?”有相承之處。這四首組詩的悲劇色彩也更為濃郁。詩篇寫詩人與女主人公在春天相戀而被迫分離後,便從夏經秋到冬,由中原(河內懷州)而石城(今江陵),經洞庭湖沿湘江到長沙,千里追尋。戀人則“芳根中斷香心死”,“破鬟倭墮凌朝寒”,又被商人挾持匆匆遠行。這種千里追尋而元果的悲劇結局與《湘君》湘夫人駕舟北征千里尋夫而不遇的結局何其相似乃爾!所不同者,《湘君》是想象,《燕臺詩四首》是寫實而已。

劉學鍇先生說:李商隱“十四首無題詩多寫離別相思,而且多數是抒寫愛情的失意、幽怨、感傷、幻滅等帶有悲劇性的情感內容。”正像《九歌》一樣,李商隱的愛情詩也不僅僅表現愛情遭受摧折與毀滅的悲傷,而且表現了主人公對愛情的堅韌與執著,在悲中展現出崇高與美。如《無題》(颯颯東風)的尾聯“春心莫共花爭發,一寸相思一寸灰”,一方面是愛情幻滅的強烈悲憤,是屢受挫折後近乎絕望的嘆息,但在幻滅、絕望中透露的卻是任何阻抑也無法泯滅的春心。“一寸相思一寸灰”的結果不是心如冷卻的死灰,而是導致新一輪的春心萌發和更強烈的追求。[4]《燕臺詩四首》主人公春夏秋冬一年四季輾轉千里的追尋本身就顯示了主人公的堅韌與執著,由悲中顯示出美來,與湘夫人的千里尋夫具有同樣感人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