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從我國古代《詩經》和有關朝代的著名詩人和詩篇入手，以文學理論批評的角度，深刻而細緻地闡釋了詩歌的一些基本理論：感情論、自然論、風骨論、滋味論。鍾嶸《詩品》是唐宋以後千餘年的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開山鼻祖。
關鍵詞：《詩經》 《詩品》 開山鼻祖 “思深而意遠”
“詩歌”這個詞來源於我國古代。在古代，能配樂的韻文叫做“歌”，不能配樂的韻文稱為“詩”。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是兩千五百年前問世的。到了漢代，產生了“樂府”形式的詩歌，最初它並不是詩歌，而是由漢武帝開始創立的音樂機關。樂就是音樂，府就是官府。到了魏晉六朝時將樂府所唱的詩簡稱為“樂府”。到了唐代，形成了近體詩，也就是我們所學的律詩和絕句的通稱。唐代還形成了另一種文體――詞。它是合樂歌唱的。後來盛行於宋代，發展到元代成了散曲。它是一種新體詩，每個配樂唱歌的曲子都有一定的格律要求，有曲牌名，隨著時代的變遷，出現許多新體詩。從詩歌的發展變化來看，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詩歌的本質是表現人的感情
鍾嶸在《詩品序》中指出：作品都是作者文體心靈，是作者感情活動的`外在表現。《詩經》中的作品，內容十分廣泛，深刻反映了周時期，尤其是西周初至春秋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流露出人們的各種情感。《詩經》中有些是讚頌詩。上古祭祀活動盛行，許多民族都產生了讚頌神靈、祖先以及祈福禳災的祭歌。我國古代特別重視祭祀，讚頌了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業績，反映了西周開國的歷史。
《詩經》中有些戰爭詩，描寫天子，諸侯的武功，表現了強烈的自豪感，充滿樂觀精神。《詩經》中的徭役詩，表現了戰爭和徭役的承擔者征夫士卒的痛苦，與夫妻離散的思婦哀歌。
鍾嶸強調詩歌是體現了人的性靈，是以抒發感情為主，“物之感人”，感物起情“。他在《詩品》中特別強調要抒發“怨”，大多是封建社會中遭受迫害，或理想抱負不得實現，因而激發出來的對黑暗現實之不滿。
二、詩歌的創作以自然為最高美學原則
詩歌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在表現上必然會要求有清新、流暢的自然之美。縱觀的文學史、中華民族文學藝術的美學價值追求上，儒、道、禪等各家都在追求一種共同的境界，注重“天人合一”“與道冥一”的自然之美。所謂“自然”，就是真實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不雕琢，不粉飾。唐代詩人李白更以水中芙蓉為喻，直接打出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審美大旗，寫出了“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掛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等許多反映大自然之美的名篇。
在清新寧靜而生機盎然的山水中，感受到萬物生生不息的生之樂趣，精神昇華到了空明無滯礙的境界，自然的美與心境的美完全融為一體，創造出如水月鏡花般不可湊泊的純美詩境。
李白詩歌的美是各樣的，有大氣磅礴、雄奇浪漫的壯美風格，如《玉壺吟》：“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又如《夢遊天姥吟留別》：“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遊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這種李白式的抒情，似暴風急雨，驟起驟落，如行雲流水，一瀉千里。
把一個水、月、白雲連成一體的琉璃世界，和在這個世界裡產生的奇妙想象，寫得那樣明淨秀美，如入神仙境界。
無論寫景言情，都具有一氣流貫的俊逸風神和爽朗情韻。
三、以怨憤為主要內容的風骨論
“風骨”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概念，文學史上經常提到的“建安風骨”。“建安風骨”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等人)詩文的駿爽剛健風格。這一時期的詩歌有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短暫的哀嘆、強烈的個性表現、有濃郁的悲劇色彩。如曹操的《短歌行》：“慨當以慷，憂思難。”
“曹丕的《燕歌行》寫出了徵人思婦的相思離別及思鄉之情。曹植前期的《白馬篇》寄託了詩人對建功立業的渴望和憧憬;後期的詩歌主要表達了由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憤。如《野田黃雀行》表達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憤懣。用思婦、棄婦託寓身世、表白心跡。曹植的詩確如鍾嶸《詩品》所說：“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他達到風骨與文采的完美結合，成為當時詩壇最傑出的代表。曹植對詩歌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後人給予他極高的評價。謝靈運說：“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建安七子之一劉楨在《贈從弟》中所表現的對堅持崇高理想、剛正不阿的節操之歌頌，獲得了鍾嶸“真骨凌霜，高風跨俗”的評價。“建安風骨”集中表現了鍾嶸的詩歌創作美學理想。
四、詩歌必須有使人產生美感的滋味
所謂美感就是指在接觸到美的事物時所引起的一種感動，是一種賞心悅目和怡情的心理狀態，是對美的認識，欣賞與評價。鍾嶸認為運用賦、比、興的方法，能使詩歌產生令人品味無窮的滋味。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作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了詩人的情感。
賦是一種基本的表現手法，鍾嶸認為必須綜合運用興、比、賦三種創作方法，而不能只偏於一種。若只用比興、作品又會過於深奧隱晦，“患在意深”。值得注意的是，鍾嶸把賦、比、興的次序倒了過來，他將“興”放在第一位，改為興、比、賦，這是有其深意的。因為“興”是突出地表現了詩歌的藝術思維特徵。他將“興”解釋為“文已盡而意有餘”，將“比”解釋為“因物喻志”，將“賦”解釋為直書其事，寓言寫物“，注意到了詩歌抒情意志，假物取象，滋味無窮的審美特徵。可見，美感是不能夠離開理性思維的，只是這種理性思維蘊含於感性之中罷了。如“象外之旨”，“韻外之致”，“言有盡而意無窮”等等，都反覆深入思考，推敲，比較，然後才能有無窮的趣味體驗與審美享受。
鍾嶸《詩品》是一部論詩的著作，不但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而且作為一部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詩話，根據其闡發的基本文學思想可以作為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