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是20世紀著名的詩人，曾被魯迅稱為“中國最為傑出的抒情詩人”。在漫長的創作過程中，馮至形成了鮮明獨特的詩歌風格：《昨日之歌》的浪漫抒情、《北遊及其他》的沉鬱頓挫以及《十四行集》的哲理沉思。他一半是詩人，一半是哲人：詩人的浪漫感性與哲人的睿智理性在其詩中完美地融合，從而使其詩歌具有了不朽的藝術魅力。
一、“孤獨”的詩人情懷
“孤獨”是馮至詩中反覆出現的一個主題。首先，“孤獨”象徵著人類生存的冷漠與隔膜狀態。馮至在其第一首詩歌《綠衣人》中就已對生存的孤獨給予了關注：“在這瘡痍滿目的時代”，人人都是冷漠孤獨的，都可能遭遇不幸。詩人描繪了每個個體都可能面臨的被社會隔絕、被人群漠視的悲哀，從而由一種個體的“小孤獨”達至人類普遍的“大孤獨”。《晚報》則更明確地表達了這種“大孤獨”：“我們是同樣的悲哀，我們在同樣荒涼的軌道”。[1]這種由己及人，由個人而及人類的思想極具哲理意味。詩人還營造了大量孤獨無依、漂泊無根的象徵性意象，如風雨飄搖的“小船”、灰色城裡的“孤雲”、走向暗森森巷中的盲者等。這些意象是那個獨特時代的產物，既體現了詩人孤獨的內心，又傳達了人類共同的情感境遇。其次，“孤獨”是某種理想主義精神的化身。在著名的《蛇》中，馮至賦予了“孤獨”更為形象的外衣，他大膽而奇特的呼喊道：“我的寂寞是一條蛇，靜靜地沒有言語。你萬一夢到它時，千萬啊，不要悚懼！”如蛇的寂寞，帶著冷血動物特有的冰冷、光滑，寂靜無聲地來到詩人的夢中，滲入詩人的靈魂。而這種深邃、淒冷的孤獨感恰恰來自對愛的渴求：“它是我忠實的侶伴，心裡害著熱烈的鄉思， 它想那茂密的草原———你頭上的、濃郁的烏絲。”正是愛的火熱使詩人倍感孤獨的冰冷。一冷一熱的對比之下，詩人的寂寞就別具意味了。表面上是在描繪對愛情的渴求，實際上是對現實壓抑下的理想的熱望，這是虛幻夢境中開出的一朵愛之花，夢境的飄渺蒼白、花的鮮豔嬌麗，賦予這“孤獨”以深刻的內涵———理想主義者的執著不屈！在孤獨的外衣下，深藏著火熱的理想主義激情。詩人還飽含熱淚地寫下：“他”是我舊日的夢痕，又是我燈下的深愁淺悶；當你把花兒向他拋散時， 便代替了我日夜乞求的淚落如雨──（《如果你……》）在黃昏深巷中形影相弔的“孤獨者”，是詩人的舊夢，是詩人憂愁情緒的具象，更是詩人自己。他宛如魯迅筆下“荷戟獨彷徨”的鬥士，“斯人獨憔悴”地走上一條沒有鮮花和掌聲的路，但卻走得果敢堅毅。詩人的眼淚則是對他的最高褒獎。最後，“孤獨”是馮至對生命本身的深切感悟。他將“孤獨”看作詩人最根本的生命體驗和創作源泉：“沒有一個詩人的生活不是孤獨的，沒有一個詩人的面前不是寂寞的……尼采、屈原，是我們人類最孤寂的人中的兩個，他們的作品卻永久的立在人類的高峰之上，絕非普通一般人所可仰及。”[2]（P170—171）這種“天才式的孤獨”是詩人所特有的，是其顯著於世的根本特質。在這裡，“孤獨”是不同流合汙的高昂姿態，是保持人格獨立的有力武器。正如詩人所寫的：“南方有一種珍奇的花朵，/經過二十年的寂寞才開一次。———/這時我胸中覺得有一朵花兒隱藏，/它要在這靜夜裡火一樣地開放！”（《南方的夜》）天才的詩篇恰似這“珍奇花朵”，必得在 “二十年的寂寞”土壤中孕育而生的，非寂寞無以絢爛，非孤獨無以璀璨。馮至筆下的“孤獨”，既是個體的情感體驗，又是群體的普遍境遇；既是現實的冷漠，又是理想的熱切；既是詩人內心的細膩情思，又是每一個天才成就自我的根基。
二、“明心見性”的哲理沉思
從幽婉佳作《昨日之歌》到現實詩篇《北遊及其他》再到“沉思的詩”《十四行集》都貫穿著馮至的哲學思考。尤其在《十四行集》中，馮至以一種普遍聯絡和相對論的觀點積極思考、探索並追問生與死、有限與無限、宇宙與人生等哲學命題，他因此被稱為“現代詩國裡的哲人”。這種哲思是於自然萬物的啟示中對於生命本質的“明心見性”。
1轉化與更生的生死觀對生與死的追問是詩人哲性沉思的焦點，是其對人之生存本質的詩意詮釋。詩人多次描寫了死亡，如《秋戰》中戰士的壯烈死亡， 《最後之歌》中的母親之死，《在陰影中》則探索了死亡的神祕。無論是“為了死亡、為了秋天”的戰士、“潔白花朵”般的母親，還是在“地獄深層”裡望向光明的“我”，都歷經了死亡的洗禮而獲得了嶄新的生命與靈魂。詩人打破了傳統的“死亡”之悲，用一種全新的筆觸探尋著生命的真諦：在“死”的背後是對“生”的熱切渴望，生死並非截然對立，死中孕育著生。“生和死，是同樣的祕密/一個祕密的環他們套在一起/我在這祕密的環中，解也解不開，跑也跑不出去。”（《北遊》）馮至的理解十分獨特：生與死並非對立，它們本是一體，共同構成了生存的本質，任何人都無法逃脫。《北遊》紀錄了一場汙穢的“地獄之行”：“這真是一個病的地方，到處都是病的聲音”。然而黑暗的現實更激起詩人精神的蛻變和靈魂的甦醒：否定腐朽之“死”，呼喚蓬勃與歡騰的“生”！如在《我只有……》中營造了一系列對比的意象：希望與失望、婚筵與墳墓、生產與死亡等，但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歸宿：生命的歡騰！詩人對“生”的力量發出了由衷讚歎。在《十四行集》中，詩人延續其一貫的哲理思索，力圖在生與死的轉化中發現永恆。他竭力歌頌“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月之靜美”，死與生一樣華美壯麗、一樣激盪人心。《我們準備著》詩意地描繪了死亡是每一個生命體的必然歸宿，但是生命強力的迸發卻能賦予死亡意義，詩中的小昆蟲雖然最終死去但卻經歷了生命的高潮，這正是生命的價值所在。這種生死交融與轉換的觀點，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歌德蛻變論的影響。“蛇脫去舊皮才能生長，傳說中的鳳鳥從自焚中獲得新的生命，是歌德慣用的比喻。”[3]（P5）在歌德看來，自然界萬物都在生長變化，蛻變是一切生命的必經歷程。從自然生物的蛻變到人的蛻變，每一次蛻變，都使生命獲得新生。蛻變不是自我否定與重複，而是自我更新。這種蛻變的思想在馮至《十四行集》中隨處可見：“歌聲從我們的身上脫落，/歸終剩下了音樂的身軀/化作一脈的青山默默。”（《什麼能從我們身上脫落》）詩人把“未來的死亡”比作一段優美的樂曲，“死亡”不是瞬間的凝結和靜止，而是不斷蛻變的過程，就像“歌聲從音樂身上脫落”，最終達到一種永恆的靜默，獲得寧靜的美感。“青山”意象格外動人，山的無限與曠遠、堅實與厚重，恰若生命本身的特性。音樂的動態美與青山的靜態美共同鑄就了“死亡”獨特的審美意蘊。又如：“你知道飛蛾為什麼撲向火焰，/蛇為什麼脫去舊皮才能生長；/萬物都在享用你的那句名言，/它道破一切的意義： 死和變。”（《歌德》）在這裡詩人描繪了一副死亡———蛻變———新生的輝煌圖景，落葉謝花、撲火之蛾、蛻皮之蛇，都是自然萬物為求新生而進行的變化過程。人的生命亦是如此，死亡並非單純的生命終結，而是孕育著某種新生，它是生命的輝煌完成，是生命價值的完美體現。生命的本質囊括於宇宙萬物的生死榮枯之中，詩人在對自然的靜觀中“明心見性”，哲理地沉思，詩意地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