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文章辨體》和《文體明辨》是明代兩部有一定規模的詩文選集，它們改變以往詩歌選本的作法，把歌行體從樂府詩中分離出來，並從題目、聲調和等方面對它們的區別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關鍵詞：文章辨體文體明辨歌行樂府
吳訥的《文章辨體》和徐師曾的《文體明辨》是明代前期和後期出現的兩部有一定規模的選集。它們所劃分的文章體裁種類繁多，複雜細密，對各種體裁的源流、種類和體制規定都有或詳或略的研究。其中它們對樂府詩與歌行的分類和研究尤其值得我們注意。明人習慣上將樂府作為詩歌的一種體裁，但它自身又包含著許多體裁，怎樣對樂府進行分類和研究確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工作。羅根澤先生認為吳訥的樂府“去掉《雜歌謠》是對的，去掉《近代曲》和《新樂府》也還可以，為什麼連《舞曲》和《雜曲》也去掉呢?分類而以‘雜’名，似近於‘驅龍蛇而放菹’，但不如此便不周延。”(1)羅先生認為徐氏是根據吳書補充修正而成的，只就樂府分類而言，徐氏遠勝於吳氏，“但為什麼又去掉《橫吹》呢?”(2)羅根澤先生認為吳訥為了維護樂府的純粹性而去掉《雜歌謠詞》、《近代曲辭》、《新樂府》，甚至去掉《舞曲歌辭》和《雜曲歌辭》是可以理解的。至於徐師曾為什麼去掉《橫吹》、吳訥為什麼去掉《舞曲》等歌辭他並沒有進一步推究。其實，吳氏和徐氏的選集對樂府的分類和取合併不那麼簡單。因為《文章辨體》和《文體明辨》皆立歌行一體，其所選錄的詩歌就是傳統的樂府詩。吳訥所選的歌行體涉及了《樂府詩集》中的雜歌謠辭、雜曲歌辭、新樂府辭和郊廟歌辭，多為漢以後作品，以唐代詩歌為主；而徐師曾的歌行體也大致為《樂府詩集》雜歌謠辭的漢以後的詩篇，但不選《樂府詩集》中的雜曲歌辭和新樂府辭。郭茂倩《樂府詩集》中的樂府詩在吳訥和徐師曾這裡被分人了樂府和歌行兩類詩歌中。吳訥和徐師曾對歌行的認識和歸納也不一樣，吳氏將古詩分為四言、五言、七言和歌行等，他把歌行看作是古詩中的一體。而徐氏的歌行非常複雜，在徐師曾的體裁體系中有兩種外形相似但性質又非常不同的歌行體，即近體歌行和樂府歌行。同時，雜言古詩、七言古詩跟樂府歌行也非常相似。吳訥將歌行從樂府中分離出來歸為古詩，徐師曾則區分了兩種相近的歌行，那麼他們的各種體裁之間有什麼區別呢?
吳訥首先說明了歌行體是歌辭的性質，它屬於“有辭無聲”的歌辭，這些歌辭往往沒有曲調。然後他暗用了姜夔對歌行篇名的解釋，“本其命篇之義日篇；因其立辭之義日辭；體如行書日行；述事本末日引；悲如蛩螿日吟；委曲盡情日曲；放情長言日歌；言通俚俗日謠；感而發言日嘆；憤而不怒日怨。雖其立名弗同，然皆六義之餘也。”吳訥又交待了其選詩的兩個重要條件：一是即事為題，無所模擬；二是辭義不過於淫傷者。前一個條件至關重要，是後一個條件的基礎，它是區別歌行和樂府的首要條件。可以看出，吳訥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元稹的歌行的觀念。元稹《樂府古題序》說：“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鹹為贅剩；尚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3)元稹歸納了沿襲古題、寓意古題、即事名篇等樂府詩歌創作的三種情況，沿襲古題就是沿用樂府古題，遵循古題的情調和意義甚至詞語來創作；寓意古題就是沿用古題，可以不遵循古題的情調與意義而是根據作者的所思所感來創作，做到刺美見事；即事名篇就是不沿用樂府古題，根據作者的遭遇和情思，採用樂府的調子(聲調、意調和情調)來創作。元稹認為這三種情況是有高下之分的，沿襲古題的詩歌於文采可能有好壞短長的區別，但於文義卻是重複累贅。對於寓意古題他是肯定的，但是這類著作太少。相比之下，他更加肯定杜甫即事名篇的詩歌，這類詩歌能夠較自由地發揮作者的主觀意圖，充分表現作者的所遇、所感和所思，當然對於這種創作方式的義理要求也是顯而易見的，它必須有助於朝廷、和民眾。在元稹那裡，這三種情況都是樂府，只不過是題目不同，寓意不同，他並沒有明確涉及其體裁是否相同的問題。吳訥在這裡把那些沿襲古題和寓意古題的看作樂府，把即事名篇、無所模擬的樂府詩歌看作歌行。但吳訥在選詩的時候並沒有把這一標準貫徹到底。如其所選歌行沿用古題的有鮑照的《行路難》、李白的《沐浴子》等。《行路難》在劉宋之前就有了，鮑照的創作不是即事名篇，而是沿用古題，而且在意義上也與古調同。李白的《沐浴子》也是這種情況。吳訥在其“歌類”所選錄的《天馬歌》更是如此，《天馬歌》為漢郊祀歌，古辭為三言，李白所作則是三、五、七言雜行的'歌行。其所選“行類”的李白的《少年行》嚴格說也是沿襲古題《結客少年場行》。除此之外的大致為即事名篇之作。以是否即事名篇、無復依傍作為區別歌行和樂府的標準顯然是有問題的，吳訥儘管涉及到了歌行與樂府的體制區別和關係的問題，但是他並沒有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
經過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徐師曾對歌行與古詩的關係問題探討得較為深入。在他的詩歌文體體系中，近體歌行是與七言古詩、雜言古詩和樂府歌行形體相似但又有明顯區別的。徐師曾在解說近體歌行時說：“按歌行有有聲有詞者，樂府所載諸歌是也；有有詞無聲者，後人所作諸歌是也。其名多與樂府同，而日詠，日謠，日哀，日別，則樂府所未有。蓋即事命篇，既不沿襲古題，而聲調亦復相遠，乃詩之三變也。故今不入樂府，而以近體歌行括之，使學者知其源之有自，而流之別雲。”(4)他認為樂府歌行與近體歌行的首要區別就是是否入樂的問題。近體歌行是不入樂的，為有詞無聲者。其實，徐師曾時代樂府歌辭的曲調也大都失傳，從音樂區別它們是不切實際的，即使通過音樂，也大多評借古代的書面，所以最直接的區分就是近體歌行多為後人所作，樂府歌行多為古辭。但“後人”是什麼時代的人呢?從徐師曾所錄詩歌來看，除晉代劉琨、陶淵明和劉宋的顏延之之外，其他都是唐人，也就是說“後人”為晉代之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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