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1體化是在世界各國經貿聯絡愈來愈緊密的基礎上產生的。因此，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等產生、的原因往往也被視作世界經濟1體化產生、發展的理由。實際上，這種解釋只能說明部分。各國之間能否走向經濟1體化，不僅取決於現時的經濟上的互補性和經濟利益，而且，也是各國政策策略選擇的結果。當今世界各國經濟相互依賴已經達到這樣1種狀況，即各國政策選擇如果不在合作中實現較大效益，就會在衝突中遭受更大損失，這已成為決定世界經濟1體化發展的另1方面的因由。本文試圖用對策論來這1情況。
1、傳統對世界經濟1體化解釋的片面性
到為止，國內對世界經濟1體化的主要還是立足於對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產生、發展的原因的分析，如利用比較優勢原理、要素稟賦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及產品生命週期學說等說明世界經濟1體化的產生與發展。這種解釋忽略了1個事實：即世界經濟1體化不簡單地等同於國際貿易或國際投資。經濟1體化產生的1個關鍵條件是，各國經濟甚至、行為必須在多國共同確立的某種協定的規則或準則的約束下進行。也就是說，世界經濟如果稱得上1體化，它不僅是各國發生了經貿聯絡，而且，這種經貿聯絡的發展還涉及到各國經濟制度、經濟政策的選擇。各個國家之間可能存在很強的互補和互利性，但是，其間經貿聯絡可能很少或沒有。或者，它們之間存在1定的經貿聯絡，但它們並沒有組成1體化。這在當今世界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所以，用傳統的理論說明經濟1體化的產生和發展，只是把握了1個方面，即各國之間存在的經濟上的互補性和互利性可能推動它們之間經貿聯絡深化，卻忽視了另1方面，即各國如何根據這種互補性和互利性從政策選擇上認可某種形式的共同約束規則或準則。應該說，迄今為止所有經濟1體化的產生都是這兩方面綜合的結果，缺1不可。
從世界經濟發展面臨的1些新問題來看，更難以用傳統的理論說明經濟1體化的發展。這表現在以下幾方面：（１）經濟1體化發展愈來愈走向高度化。高度的1體化不僅要求各國實行自由貿易，加強投資合作，而且，要求各國實現貨幣政策協調、財政政策協調，走向單1貨幣等等。新的發展趨向所能產生的利益是傳統理論所不能分析到的，有些利益短期內無法度量。更重要的是，1體化向高度發展，更多地涉及到各國主權讓渡問題，這樣，遠遠超越於1般經濟利益的權衡。（２）有些全球性問題已經成了推動世界經濟1體化的重要因素。如環境汙染越來越嚴重，已發展成為數國甚至全球問題；技術進步愈來愈快，作用在增大，各國要求保護智慧財產權的願望也會越來越迫切，但它不是1國政策所能實現的；國際領域巨大的資本流動對各國經濟可以產生的已經遠遠超越於各國單獨的經濟政策調控所能及的範圍；甚至可以說，世界經濟已經步入了相互依存的，任何1種危機可能迅速在全球範圍內波及，使各國難以倖免，要預防這類危機，需要全球合作。
上述這些變化已經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市場開放，它們可能促使各國走向1體化，但是，單單用傳統的理論無法說明和解釋。當今在西方經濟學界盛行的對策論可能有助於認識這1問題。由於精細的對策論需要艱深的數學，這裡，只是應用對策論的基本原理作1些粗略的分析。
2、應用對策論對世界經濟1體化產生、發展的分析
１、應用對策論分析經濟1體化的基礎
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各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越來越深。1國在制訂某種經濟政策時，不僅會影響到本國經濟的發展，而且，還會對它國產生影響。同樣，它國制訂某種經濟政策也會產生類似的雙重效應。所以，各國之間在政策選擇上存在著利害關係，它們在進行某1經濟決策時，不能不考慮到彼此的反應。對策論正是以多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利害衝突為研究物件，世界經濟1體化不過是各國在開放政策方面從利益相互衝突走向協調的結果。這是應用對策論進行分析可能得到的1個結論：當今各國經濟相互依賴已達到這樣1種程度，各國間存在利害衝突，但任何寄希望於它損的企圖，只會導致共同的更大損失。所以各國可能會盡量避免選擇引起與它國衝突的決策，從而走向合作與1體化。
不同層次經濟1體化達到的高度和實現合作的領域不同，其對策模型特徵會有些差異。下文分別從貿易、經濟調控政策及環境汙染的解決等方面應用對策論具體分析各國如何可能走向1體化。
２、走向經濟1體化的政策選擇模型$False$
（１）確立貿易合作的策略選擇。這1模型採用“兩國家模型”。假定有Ａ、Ｂ兩個國家，相互間存在很強的貿易互補性，其中Ａ國為大國，Ｂ國為小國（我們也可以設定Ａ、Ｂ兩國為同類水平的國家，這並不，只是假定1大國1小國，可以更方便地引申出本文所要論述的另1結論），兩國之間有開放市場、封鎖市場等政策選擇，不同的政策選擇決定了兩國“支付”的不同。兩國可能的政策組合及“支付”（如表１）。
表１ 兩國貿易政策選擇的對策模型
Ｂ國
開放 不開放
Ａ 開放 Ⅰ（３，８） Ⅱ（０，１０）
國 不開放 Ⅲ（４，０） Ⅳ（０，０）
（表中每1括號內數字左邊為Ａ國支付，右邊為Ｂ國支付）
表１中，Ⅰ（３，８）表示Ａ國開放市場，Ｂ國也開放市場，則各自獲利分別為３和８。Ⅱ（０，１０）表示Ａ國開放市場，Ｂ國不開放市場，則各自獲利分別為０和１０。Ⅲ（４，０）表示Ａ國不開放市場，Ｂ國開放市場，則各自獲利分別是４和０。Ⅳ（０，０）表示Ａ、Ｂ兩國都不開放市場，則各自獲利為０。
從表１可看出，兩國不同政策選擇組合引起的“支付”的變動，實則反映了兩國貿易制度選擇利弊權衡的價碼。如果兩國既存關係達到1定程度，而且，兩國充分意識到制度選擇的權衡價碼，就可能促成兩國走向合作，走向1體化。如我們選取兩國都開放市場時各國的支付為參照系，具體分析這個。從表１來看，相比於兩國都開放市場，Ａ國若能單方面關閉本國市場，則它可淨獲利１（４—３），Ｂ國若能單方面關閉本國市場，則它淨獲利２（１０—８）。然而，不幸的是，國際貿易中很少存在這種單方面“恩惠”。1國單方面關閉市場獲淨利，會促使另1國也關閉市場。這會引起兩國較大的損失。此時，相比於兩國都開放市場，Ａ國淨損失３（０—３），Ｂ國淨損失為８（０—８）。兩國都關閉市場引起的淨損失遠遠大於單方面關閉市場的淨獲利。在重複遊戲情況下，各國會不斷修訂本國政策，最終可能會達到均衡解Ⅰ，即兩國都開放市場。若沒有外在約束力量，均衡解Ⅰ很容易因為某1國家試圖獲取單方面關閉市場的淨利的誘惑所打破，從而造成上述共同淨損失的出現。根據制度學原理，這種情況可能促使某種制度即規則產生，以避免或減少上述淨損失。這樣，在貿易領域兩國走向1體化。
（２）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的策略選擇。這1模型仍然採用兩國家模型。假定Ａ、Ｂ兩國都採取貨幣政策對本國經濟進行調節，兩國可能採取的政策組合（如表２）。
表２ 兩國調控政策選擇的對策模型
（附圖 {圖}）
（表中Ｇ指經濟增長率，Ｐ為物價上漲率，括號內的數字是經濟增長率減通貨膨脹率後的淨報償，每1行第1個數字是Ａ國的，第2個數字是Ｂ國的。）
從表２可看出，若兩國同時採取擴張政策，則它們都有純利益，兩國都存在1定的通貨膨脹，但有較高的經濟增長。但是，如果1國實行寬鬆政策，而另1國實行緊縮政策，則會比兩國都實行緊縮政策效果更差。比如說，緊縮國家可能出現貨幣升值，出口下降，從而經濟增長率下降，而擴張國家雖然保持較高增長速度，但是，由於貨幣貶值造成通貨膨脹的代價會超過較高經濟增長的利益。考慮到當今國際資本跨國流動的頻繁和巨大數量，1國難以單獨依靠本國調控政策實現某種經濟目標。通過參與決策遊戲，不同國家可能實現在經濟調控政策方面相互協調。
上述兩模型採取“兩國家”分析，雖然方便地說明了兩國走向1體化的原理，卻不能解釋，當1個國家與多個國家存在經貿聯絡，從而它們之間進行貿易、經濟調控政策選擇時，都存在如表１或表２中所示的“支付”，為什麼這個國家不和所有的有經貿聯絡的國家結成1體化？這1問題的答案是，如果將上述模型擴充套件到幾個國家，我們會發現，1國與其餘的（ｎ－１）個有經貿聯絡的國家之間的政策選擇組合的“支付”有大有小（我們權當作談判收益），而該國與它國在文化、現有政策體制等方面存在的差別程度很不1樣，這樣，該國與這些國家進行談判的成本也就不同。1國與它國能否從1般的經貿聯絡走向1體化，是在這種談判收益與成本比較中選擇的。所以，我們看到，有些國家間能形成1體化，有些國家間卻不能。
（３）關於治理環境汙染的。隨著，全球面臨的環境汙染問題日益突出，解決環境汙染需要各國合作，但在此過程中，存在如何分攤成本的問題。由於環境汙染問題解決後，各國都可以成為受益者，所以，在分攤費用時，可能出現各國寄希望於“免費搭車”的現象，導致誰也不願出資，以致環境汙染無法解決。對此，對策論利用簡單模型，提出瞭解決這1問題的方案。
假設某1治理環境汙染專案可能給ｎ個國家帶來的潛在收益分別是Ｐ［，１］，Ｐ［，２］，……，Ｐ［，ｎ］，預計該專案總成本為Ｃ。假定
（附圖 {圖}）
即從專案可能帶來的效益看，建造該專案是合算的，應該投資。但是，由於各國企圖“搭便車”，該專案也許難以籌措到足夠的資金。設想有1個類似投標的機制，即由各受益國認捐，其出資數目分別為Ｓ［，１］，Ｓ［，２］，……，Ｓ［，ｎ］。若
（附圖 {圖}），
則該專案無法修建，將捐款如數退回各國；若
（附圖 {圖}），
則專案可修建。若
（附圖 {圖}），
盈餘部分退回各國。這樣，在解決這1專案的建設問題時，有兩個可能解，它們分別是：
（附圖 {圖}），
Ｓ［，ｉ］＜Ｐ［，ｉ］，在此情況下，專案可建成；
（附圖 {圖}），
在此情況下，專案無法建成。
假定可以重複遊戲，若第1次失敗，即各國出資後，
（附圖 {圖}），
專案不能建立，再進行第2次認捐，1直到各國出資數目達到
（附圖 {圖}），
專案建成為止。由於每個參加國都認識到其獲益將是Ｐ［，ｉ］—Ｓ［，ｉ］≥０，所以，從上講，參加國會在1次次遊戲下趨於合作，最後由各國達成協議，共同出資將該專案建成。
上述3個簡單模型，了不同國家在3個不同領域走向合作的政策選擇的可能。但這3個領域的政策選擇並不是相互獨立的，其間存在相互促進的關係。如貿易合作的策略選擇可能會促成巨集觀經濟政策協調，這主要是因為前者是引起各國經濟政策相互的1方面原因，而且，貿易合作的程度也是決定經濟政策協調“支付值”大小的1個因素。這兩者與環境汙染也有聯絡。1方面，貿易合作加強，可能加劇區域內環境汙染，從而加強了共同解決汙染問題的必要性。另1方面，解決環境汙染問題可能也是推動各國經濟調控政策協調的1種動力。
雖然運用對策論分析表明，各國若考慮到它國的反應，在對某些經濟領域可能的政策選擇作出權衡後，它們可能會謀求合作，也許還會形成統1的約束規則，實現1體化發展。但是，在現實中，要達到這1結果並不容易，談判和策略選擇可能頗費周折，談判可能還存在不對等關係。
３．各國實現合作的困難和談判的'不對等關係
由於各主權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偏好和自身的相對優勢，在有些情況下，也許會出現數個國家間決策無法相容的問題，從而依照某種投票規則進行決策，無法達成1致協議。例如，假定有Ａ、Ｂ、Ｃ3個國家，它們在資源稟賦上存在很大差別，處於經濟發展的3層次。其中，Ａ國在高精尖產品生產方面佔優勢，Ｂ國在資本密集型產品上佔優勢，Ｃ國在資源密集型產品生產方面佔優勢。這3個國家分別主張降低高精尖產品、資本密集產品和資源密集產品的稅率。於是，當由它們投票選擇共同的貿易體制（制訂統1的關稅率）時，會出現以下偏好序（如表３）。
表３ 不同國家投票選擇的偏好序
降低資源 降低資本密 降低高精
密集產品關稅 集產品關稅 尖產品關稅
Ａ國 ３ ２ １
Ｂ國 ２ １ ３
Ｃ國 １ ３ ２
從表３來看，如果3個國家根據各自的偏好序投票，而且投票是根據多數原則作出決策，那麼，根據“阿羅定理”，3個國家在降低不同類產品關稅上無法達成1致。例如，若從降低資源密集產品關稅與降低資本密集產品關稅看，Ａ國和Ｂ國對後者的偏好均強於前者，所以，按多數規則，應該選擇降低資本密集產品關稅這1方案。而從資本密集產品和高精尖產品看，Ａ國和Ｃ國均傾向於降低高精尖產品關稅。但從降低資源密集產品和高精尖產品關稅來看，Ｂ國和Ｃ國對前者的偏好強於後者，所以，它們兩國此時會支援降低資源密集產品關稅。可見，3國在進行投票決策時，會出現無限迴圈，無法達成1致協議。
為解決這1，有人提出，如果參加者各方擴大資訊交流，並作必要的遊說，使參加者都認識到1體化可能帶給各自的好處，這樣，可能會改變某些參加者的偏好序，從而避免出現“投票迴圈”。
另外1個辦法是，各國可暫時避開這1協調領域，而轉向其他共同利益交叉多的領域進行合作。如在上例中，可以暫時允許各國對各自相對劣勢產品提供關稅保護，但相互間可加強資本流入和投資合作，這可能有助於避免不利結果的產生。
從這裡可以引申出的1個結論是，如果各參加國能充分意識到各國加強合作的意義，並儘量在某些共同感興趣的領域走向政策協調，其結果是，它可能促使這些國家在該領域內生產發展和分工的深化。這樣，1體化政策或體制選擇本身又成了推動某種發展格局形成的因素。例如假定某些國家致力於加強環保協作，它們達成了在某些規格的環保產品上享受關稅優惠的協議，這可能會促使原來沒有環保產品的國家優先發展環保產品。當今世界1些國家為向世界貿易組織靠攏，努力調整本國生產，實際上也說明了這1問題。
由於我們假定各參加國是上、經濟上自立的主權國家，因此，任何決策都是各國根據本國對可能獲益與所付代價權衡後作出的。通常1國是不能強迫它國作出某種政策選擇的，這與７０年代前情況有所不同。
從2戰後1直到７０年代，各國在政策協調方面明顯地處於實力不均衡狀況。當時，美國居於資本主義世界霸主地位，它的意圖在很大程度上支配著戰後國際貿易和國際體制，如戰後ＧＡＴＴ及ＩＭＦ所確立的自由貿易、國際金融體制框架，基本上反映了美國當時的利益需要，其他國家只能在此類框架約束下被動地參與到世界經濟大迴圈中去。
８０年代後，這種情況有所改變，已開發國家如日、歐的力量日益強大，發展家地位也極大地得以提高。各國談判力量增強了，當今世界多邊體制已很難由個別國家操縱。儘管如此，但是在實現經濟1體化過程中，由於國與國之間的不同政治企圖和經濟上實際存在的差距，加上形成的某些大國的實權地位，世界經濟政治生活中仍然存在不平等的問題。除了其它原因，正如前文表１中所示，我們曾假定Ａ國是大國，Ｂ國是小國，相應地，兩國相互開放市場後，Ａ國獲利相對少些，Ｂ國獲利相對多些。因此，若兩國為走向1體化進行談判、協商，它們利弊權衡的籌碼就不同，對談判所願作出的讓步也就不1樣。大國傾向於少1些讓步，小國往往迫於對大國市場較嚴重的依賴關係，可能不得不多作出1些讓步。
3、運用策略選擇經濟1體化存在的問題
隨著各國相互依賴關係加深和麵臨的全球性問題越來越突出，世界經濟走向1體化發展趨勢會日益明顯，從而，運用對策論分析、解決的問題會增多。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參加國家越多，協調領域越多，可能出現的矛盾和分歧也會越多，進行重複遊戲的成本會增加，要達成協議和維持規則運轉的費用會越來越高。因此，如果不能找到比較合理的決策機制和程式，那麼，依靠對策論分析也只能得到非常有限的結果。
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策略選擇總是建立在1定的經濟發展和生產力基礎上，任何超越於生產力許可範圍之上的政策安排都是不現實的。而且，生產力的發展可能要求各國走向高度的經濟1體化，但策略選擇總受制於民族國家的主權範圍內，所以，兩者會存在不同步發展的問題。在分析經濟1體化過程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兩者存在相互制衡、相互促進的關係，應該將它們結合起來進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