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組成部分，中國古代文學史編寫的發軔之初也具備中國學術轉型時期的共同特徵，即學習和模仿西方。眾所周知，雖然中國文學源遠流長，史學繁盛，但具有學科觀念的文學史述卻最早由歐洲人完成，而後日本學者川種郎撰寫了中國曆朝文學史，1904年京師大學堂文科教授林傳甲因課程教學需要，模仿和參考日本人的文學史，編寫了《中國文學史》講義，這才有了中國人自己撰述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隨著科舉制度的取消，取法西方體制的大學在中國興起。由於大學多有文學史課程，故而古代文學史的著作也開始增多，出現了文學史寫作的高潮期。這一階段的主要著述有：1918年謝無量的《中國文學史》、1928年胡適的《白話文學史》、1932年有胡云翼的《中國文學史》、1933年有劉大白的《中國文學史》、上下卷分別於1941年、1949年出版的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等。
由此表明，“文學史”這一學科概念最早由西方或受西方觀念影響的日本傳入，伴隨著西方文學、美學和文學史著述翻譯而來，自然多承襲了西方視角和模式方法。再加上初期文學史寫作中體例不規範統一、論述不客觀等問題，上世紀前五十年的文學史書寫很多處於借鑑西方文學觀念下的自我摸索階段。這一困惑在中國古代文學史的編撰中有所表現。如果把文學史看作是文學歷史的演繹發展，那麼“文學史”的觀念在中國自古有之。“中國古代文學歷來是以經學為典範，以原道、載道為價值追求，以簡潔典雅的文字，表現對社會人生的思考，記敘現實中發生的人與事，以期引導社會向善。”《 莊子·天下》從王官之學論至“道為天下裂”的戰國學術，《漢書·藝文志》著錄先秦至漢的文學典籍，《文心雕龍》體大思精，縱談文體演變與文學技巧，再到正史中的文苑傳、儒林傳、藝文志、文學家列傳等，無不是有關文學史的著作，體現了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傳統。這些優良傳統在受19 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概念影響的中國文學史撰寫中消失，不得不說是中國古代文學史的一種缺失。
建國以後，我國的大學教育一度實行蘇聯化，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也完全被蘇聯化，文學史以階級論和人民性為主要基調，最典型的是北京大學1955 年級學生撰寫的《中國文學史》。八十年代後，我國文藝事業迅速發展，但文學史著述依然採用西方的文學理論和模式概念，對中國古代文學觀念和文獻資料挖掘不夠，無法表現中國文化、文學的真正內涵。“西方化的標誌是以詩歌、小說、戲劇為基本文學形態，以形象性、想象性、虛構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維為文學的基本創作特徵;蘇聯化最主要的特徵是強調階級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創作方法。”這段話概括了西方化的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幾個主要特點，基本符合事實。
第一，文體分類過於西方化、概括化，忽視中國傳統文體特徵。當代主流的文學史著作，一般採取的體例是以時間為縱線敘述，以文體為橫線闡述，但文學分體始終“用西方人的純文學觀和小說、戲劇、詩歌、散文四體分類法來觀照、衡量中國文學，總是以四體來架構、編排中國文學史”，而不注重整合分析中國傳統文體。中國自有中國的文學分類方法，曹丕《典論·論文》裡分成四科八類、陸機《文賦》雲“體有萬殊”、蕭統編纂《文選》以類相從、劉勰《文心雕龍》有文體論二十篇、再到明人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代有不絕。雖然某些分類有碎雜之弊，但都體現了中國文體的發生、發展和演變的實際情況，是中國古代文學史的本質。比如“文”類，現在的文學史多偏重散文，輕視駢文，而即使是論述散文，也總以概念化的觀念進行闡述，沒有對散文的具體類別作出特別分析，這是用西方文學視角勾勒出的中國文學，總給人隔膜之感。
第二，文學敘述過於重視知識理論的傳授和體系構建，忽視文學的背景介紹和重點透視。與上世紀初期文學史寫作相比，八十年代後的文學史在體例和理論框架上都已相當成熟。作為一種文學歷史的演繹，文學史能提供學生關於文學發生、發展、演變的基本軌跡，對文學是什麼給予了回答。但隨著社會發展，尤其是電視、電腦網路的興盛，給知識傳播和接受帶來了巨大變革。文學史的基本文學知識和理論範疇可以通過電子檢索便捷地獲得，各種文史常識和文學介紹在網路上俯拾皆是。這就給當今文學史課程和教學帶來新的課題，即文學史不僅應告訴學生文學是什麼，文學怎麼發展，更要作重點透視，回答學生文學怎樣發生，為什麼發生，以及怎樣掌握文學。換句話說，學習文學史是學習方法，不必求其全備，而以精通為主。
第三，作品闡析偏重內容、主題，強調文學語言、風格和意境，但不注重文學的“雕蟲小技”。翻開任何一本文學史，在對作品進行分析時，一般都有固定的模式，即先講主題，再論藝術性，最後是接受過程或對後代影響。而在藝術性方面，詩文多論語言、意境和風格，小說戲曲常言情節、人物和結構，千篇一律，缺少對文體性質的獨特闡釋。比如講唐詩，不僅要帶領學生賞析唐詩，還應教學生基本的格律規範，鼓勵學生自己寫詩。掌握了一定的形式技巧，有了自己的寫作經驗，對於詩歌的理解就會更深一層。
針對文學史編纂中的以上問題，以及文學教學中的缺失，本人在所在高校進行了一系列的教學改革實踐，並提出“基於‘文化生態’觀念的中國古代文學課程知識構建與實踐研究”，旨在拉近當代學生與古代社會的距離，使其更好地學習古代文學知識，並用所學服務人生、安慰人生和解讀人生。
以古鑑今，在文化體系中尋求中國文學的獨特性、日常化 和平民化，而非僅僅是知識化、理論化和精英化。這應是面向 社會實踐活動的高校古代文學史課程的教學目標。上世紀中 葉，錢穆在香港新亞書院講授《中國文學史》，曾感慨至其所見 還未有一冊理想的《中國文學史》。有學者就錢穆所謂“理想的 文學史”作出如下概括：“一、將文學史視如文化體系之一，在 文化體系中求得民族文學之特性;二、以古人的心情寫活文學 史，使得文學史有助於新文學的發展;三、貫通文學與人生，從 人生認識文學，以文學安慰人生，而極力反對用西方文學為標 準來建構、衡量中國文學史。”這一觀念就是迴歸文學本質， 將文學視作人生的`一部分，從“文化生態”的角度去把握和理 解文學史。
基於“文化生態”觀念的古代文學知識體系構建，旨在提煉古代文學知識中的生態成分，用一種更為貼近生活的方式帶領學生進入古代文學的世界，消除古典與當代的隔閡。對“文化生態”概念的理解，學術界眾說紛紜，鑑於課堂教學實際，這裡所謂“文化生態”，是一個與藝術生產和精神生產緊密相關的概念，它是一定生產條件下人們物質生活包括精神、氣質、習俗、禮儀等與一定地理環境的統一。基於“文化生態”觀念的古代文學教學和實踐不僅傳播關於文學的知識要點，更要通過文學瞭解古代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情趣和社會屬性等文化生態，進而領悟中國文化。同時，這些傳統生態文化可以部分地在現實中實踐出來，真正做到學以致用、古為今用。在高校課堂中，中國古代文學史比較注重課堂講授和知識教學，這樣就容易把古代文學知識化，拘囿於理論認識而缺乏實際感悟。其實中國文學自身有其“尚用”的傳統，從春秋賦詩言志、楚辭發憤抒情，到漢賦貴美刺、科舉試詩賦，杜甫獲譽詩史，宋詩生活化，以至到明清小說，更是整個社會文化生態的產物。充分發掘文學作品中的文人生存狀態，更深刻地揭示文學作品的內涵和文學史意義，從根本上解釋作品的文體意義，進而引導學生觀察當代社會裡的傳統文化影響，繼承文化遺產，在理解的基礎上進行古代文體寫作訓練。同時，在中國古代文學課堂上加強師生互動，通過鑑賞、賦詠、冶遊、表演等方式感受和表現文學情境，把知識運用到實際生活中去。
基於“生態文化”觀念的古代文學史課程實踐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文學史的生態學闡述。主要是用生態觀念解釋文學史及作品，將文學還原至其發生發展的情境中;進而溝通古今，繼承優良傳統，在現實生活中加以運用，提高人文素質和創作能力，提升學習者的生活品質。比如講《詩經》，不僅分析藝術特點，還要“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通過生態理論解釋關雎、鹿鳴何以起興;《采薇》之“薇”並非傳統解釋中的野菜之屬，而是周朝的貴族食材，那麼，一般認為《采薇》前面三章是士兵回憶艱辛戍卒生活的看法就被推翻，而要從創作心態和文化思維方式上去重新解讀此詩。再如《西洲曲》“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韋莊《嘆落花》詩“西子去時遺笑靨，謝娥行處落金鈿。”其中“翠鈿”、“金鈿”，教材皆簡單註釋為頭上裝束，但對詩歌深意仍未有察覺。如果知道“翠鈿”、“金鈿”乃古代女性以花片為裝飾貼在臉上，用以模仿人微笑時的靨窩，則能更深刻地理解《西洲曲》思婦的懷人自嘆之情，也能更形象地認識韋莊用“遺笑靨”比喻落花的巧妙。對文學史的生態學闡釋，將優化課程知識結構，完善知識體系。二是文學應用。如講到沈約，其《八詠》組詩已開後代“賦得”先河。所謂“賦得”乃節取古詩某句或即情即景之作，適合同題共詠。韓愈《別知賦》乃作者送別友人之作，後代賡續不已，同樣也適用於當代送友之際。畢業臨別，以詩賦送別更顯雅緻。唐代詩歌講求格律，文學史課程除了講授詩歌內容與藝術，也要傳授有關詩歌格律要求，鼓勵提倡學生創作。
總之，針對文學史編寫的缺失，不僅要提出重寫文學史的課題，在具體的課程講授中還要考慮學習者和教授者的互動關係，從古代文學教學的實際情況出發，把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文學知識傳播出去，提高學生的人文素質和文學技能。這是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的工作者的基本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