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習、工作中，大家對論文都再熟悉不過了吧，論文是對某些學術問題進行研究的手段。那麼一般論文是怎麼寫的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淺談俄國文學的文章論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在學習、工作中，大家對論文都再熟悉不過了吧，論文是對某些學術問題進行研究的手段。那麼一般論文是怎麼寫的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淺談俄國文學的文章論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
文學，是一種用口語或文字作為媒介，表達客觀世界和主觀認識的方式和手段。接下來由小編為大家整理出淺談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他是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地主，儘管他有“黃金一般的心靈”，卻總是懶洋洋地躺在床上胡思亂想；雖然他在心中已經制定出了種種整頓自己領地的改良計劃，可年復一年始終沒有寫出來，更不用說現實了。他整天躺臥在一間既當臥室、又當書齋和客廳的房子裡。他的書架上放著兩三本發黃的書，壁上的圖畫牽著蜘蛛網，鏡子照不出東西來，由於灰塵多，可以把它當做記事牌。筆和紙都乾枯發黃了，如果把鵝毛筆向墨水瓶裡伸下去，說不定就會有隻蒼蠅嗡嗡地從裡面衝出來……他雖然只有32歲，卻沒有年輕人的朝氣。或者卻是跟死了一般，到了最後，這位善良，有教養而又懶惰的、被現在人稱作“廢物”的人終於無聲無息地死去了。
他就是被稱為“多餘人”的最後代表——奧勃洛莫夫。
在文學史上，“多餘人”是19世紀俄國文學中貴族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這類形象幾乎無一例外地躍現於俄國進步作家的筆端，形成了引人注目的“多餘人”系列形象。以普希金筆下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葉甫蓋尼·奧涅金》）為“始祖”，此後萊蒙托夫的畢巧林（《當代英雄》）、赫爾岑的別裡托夫（《誰之罪》）、屠格涅夫的羅亭（《羅亭》）、岡察洛夫的奧勃洛莫夫（《奧勃洛莫夫》）等形象無不膾炙人口。
這種人出身高貴，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對現狀不滿，但只是徒然看清了社會的本質，無奈沒有出路。“他們永遠站不到反動統治者一邊，也永遠站不到人民一邊。”他們渴望愛情，常常以自己的才華與堂堂的儀表點燃少女的愛情之火，但當愛情真的到來時，卻又退縮不已。他們不認真對待自己的生命。也不認真對待別人的生命甚至愛情、友誼，正可謂一種多餘的人。但是，他們絕不是渾渾噩噩的庸俗之輩，他們對現實、對生活、對周圍的一切，始終保持著一種難得的清醒，對自己的內心與行為，則習慣於做公正而步伐深刻的剖析和幾乎殘酷的拷問。正如當代英雄畢巧林所說：“我早就不是靠心活著，而是靠頭腦活著。”他們甚至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內心永遠也不會滿足，精神的痛苦永遠也不會擺脫。那麼，這一切究竟是為什麼？他們的痛苦究竟從何而來？
“我活著是為什麼呢？我生來是為什麼目的呢？”（《當代英雄》）這正是“多餘人”痛苦的原因所在。他們的痛苦來自完全超越物質生活需要的形而上的純粹精神的追求。當然這種追求和痛苦不可能脫離“多餘人”生活的時代和社會，是黑暗、窒息的農奴制社會扼殺了他們的理想、熱情和行動的能力；是農奴制改革這一深刻的歷史變動以及各派政治力量、各種社會思潮的激烈碰撞加劇了他們的精神焦慮和探索。
“多餘人”之所以是多餘的，就在於他們既不滿於現實，又無力去改變現實，既不願與貴族統治集團同流合汙，卻又不能與貴族社會的生活環境徹底決裂，更無法掙脫貴族階級的種種偏見的束縛。但是從“多餘人”共同的獨立表現來看，譬如與周圍環境的隔膜，於社會責任的遊歷，對愛情和婚姻的拒絕，對待生命包括死亡無所謂的態度等等，其“多餘”並非客觀意義上的真正的多餘，而是表現為一種主體的主觀態度：對社會生活持批判的態度。而這種態度又是緣於找不到生活目標、人生意義而對自身存在產生懷疑進而對社會、對人生產生一種“多餘”感。就像屠格涅夫筆下的“多餘人”費嘉·拉夫列斯基以無限惆悵、悲憤的心情對自己喊到：“燒完吧！無用的生命！”（《貴族之家》）
正是“多餘人”自視多餘這種主觀態度以及與此相應的種種言行，使周圍的人們也理所當然的視其為“多餘人”，將其排斥於世俗的生活之外，以致他們成為真正可有可無的“多餘人”。
“多餘人”受到西方先進思想的薰陶，同時，又處在俄國農奴制和沙皇專制的落後環境中，身上帶有思想啟蒙者和農奴主的雙重性質。他們一方面是“對俄國的官場和他們出生的社會環境（通常是貴族社會的環境）的疏遠，對於這個環境中自己在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優越意識”；另一方面是“心智的疲憊、深刻的懷疑、言行的脫節、對社會的消極性”。
這兩方面不同的性格特徵，集中在同一個人的身上，彼此消長，構成了一對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而“多餘人”也就是在這對矛盾的衝突中產生和演變的。當先進思想剛剛影響到貴族中的先進分子，而絕大多數人還在“深受其害而不自知”的矇昧狀態時，“多餘人”作為言語和思想的“巨人”的性質，是鮮明而且具有進步意義的，但是一旦要求他們表現在行動上時，他們就顯示出了固有的侷限性。
從奧涅金的憂鬱苦悶，到畢巧林的`以惡抗惡，到羅亭的言行脫節、拉夫列茨基的懶散淡漠，再到奧勃洛莫夫的徹底毀滅，俄國文學忠實地反映了俄國貴族先進知識分子思想的覺醒、迷惘、求索、沒落的過程，同時，也生動地記錄了“多餘人”二重性衝突的產生、發展、激化、消失的演變。他們並不是作者的簡單臆造，而是俄國優秀現實主義作家根據真實的現實生活創造的屬於俄羅斯的時代典型。
“多餘人”之所以成為“多餘人”，最根本的原因在於它的二重性衝突。這種衝突具體在文化的衝突、先進意識與階級地位的衝突、歷史使命與社會現實的衝突。知識分子通常都是聯結進步文化與人民的橋樑。他們往往是最先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的。因而，在19世紀初西方文化大量湧入俄國的時候，貴族的先進知識分子就成了這兩種文化衝突的首當其衝的體現者。
他們一方面很好的吸收西方文化及其所代表的生命的創造、樂觀主義、積極精神、秩序以及對個性和勞動的重視。另一方面，其文化意識的深層卻又無法克服本土文化中由農奴制、封建專制的社會以及地理環境、歷史發展等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神祕主義、悲觀主義、無所作為、無個性的群體性文化以及懶惰、軟弱、空想等的先天不足。
因此，儘管他們的俄羅斯文化舊有的群體性已經被西方文化的個體性打破，但是，這種個體性在俄國當時的文化氛圍中，又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加之西方文化本身的不完善，使得它不可能在這些知識分子的深層文化意識中形成一種可以轉化為行動的變革力量。
“多餘人”正是介於“上層”與“底層”之間的過渡帶，他們既不是完全“上層”的，也不是完全“下層”的，而是兼兩者特點共有的中間階層，是二者交流與相互作用的作用者。他們意識到了自己所處階級的腐朽和行將幻滅，但苦於受到本階級固有思想、經濟和歷史諸多原因的束縛，使他們無法完全脫離出來，而只能在社會邊緣遊離。社會一方面對貴族知識分子提出了行動的要求，另一方面卻又沒有發展到可以使他們實現歷史使命的成熟階段。最終造成了“多餘人”的歷史使命與社會現實的衝突。他們是“歐洲思想和俄國秩序之融合”的產物，註定只能成為“聰明的廢物”。
“認識你自己”這一赫然鐫刻在古希臘德爾菲神廟金頂上的箴言，表達了人類的一個古老執著的夙願。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人類在物質文明的高速膨脹和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以及一次次空前嚴重的社會災難面前再次失落了“自我”。“多餘人”正是眾多尋找靈魂的覺醒者中的一位。
“多餘人”的形象是俄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過渡人物，他們在表現自我的迷惘和痛苦的同時也體現了那些有著深刻覺悟意識的知識精英們的探索和彷徨！他們是一個結束也是一個開端，是後來俄國文學出現新人形象的一個開端！或許對於當時俄國社會來說他們是多餘的，但對俄國文學甚至整個世界文學來說他們那深入人心的形象是不可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