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漢語詞語，意思是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動的具體形態或姿態。形象在文學理論中指語言形象，即以語言為手段而形成的藝術形象，亦稱文學形象。以下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淺析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淺析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1
摘要：19世紀前半葉，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塑造了一批獨特的文學形象，即“多餘人”。奧涅金、畢巧林、羅亭和奧勃洛摩夫是這一系列形象的典型代表。作為社會現實在文學作品中的反映，“多餘人”現象的發展和演變也是一個歷史過程，有其必然的發展規律。“多餘人”作為一個人物系列，反映了不同時代的不同社會環境，具有很強的社會現實意義。然而，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性。本文著重分析“多餘人”形象共同特徵以及他們的發展變化規律。 關鍵詞：多餘人 共同特徵 發展與演化 現實意義
正文：
19世紀上半葉，西歐各先進國家已經進入資本主義，而俄國封建農奴制內部，新的資本主義已經萌生，同時，農民起義、暴x風起雲湧，專制的危機已漸露倪端，農奴制度的崩潰已不可逆轉，1812年反抗拿破崙侵略的衛國戰爭取得勝利，民族意識普遍覺醒，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對專職農奴制的不滿和反抗情緒日益高漲。在這種情勢下，貴族青年中開始出現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為祖國做一番事業，要求改變現存制度，這些人就是十二月黨人;另一部分人仍然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企圖永久保持貴族特權地位;而第三種人則是貴族青年中的一部分人，他們感到時代的風暴即將來臨，不甘心和貴族階級一道滅亡，但階級的侷限又使他們沒有勇氣與能力去參加革命鬥爭，也看不見社會發展的前景，因此終日彷徨苦悶、焦躁不安，即染上了當時人們所說的“時代的憂鬱病”，這一類人也即我們所謂的“多餘人”。
“多餘人”這一名稱最早出現在屠格涅夫的《多餘人日記》中，後來被俄羅斯文學界和批評界用來稱謂具有類似奧涅金的性格氣質和歷史命運的那一部分貴族知識分子。“多餘人”之多餘是指貴族知識分子相對於當時社會生活的關係而言，他們具有思考能力，智慧過人，但卻無法脫離他們委身於其中的社會現實並採取行動，或者，按照赫爾岑所說，他在其安身立命的環境中時“多餘的人”，他並不具有從這種環境中脫身出來的一種堅毅的性格的必要力量，他們收到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啟蒙，善於獨立思考，對社會、生活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都試圖發現生活的真理和尋找內心的和諧與自由，但是屢屢受挫，以至於無法適應現實生活而被現實生活拒之門外。
“多餘人”是19世紀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的經典形象，出現在當時諸多優秀作家的代表作中。雖然“多餘人”這一稱謂最早出現在屠格涅夫1850年發表的中篇小說《多餘人日記》中，但這類人物的基本特徵在奧涅金身上就已經確定下來了。而這一類人物形象也在文學家的筆下越來越豐滿。從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萊蒙托夫塑造的“當代英雄”畢巧林，到赫爾岑的《誰之罪》中的別裡托夫、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和拉夫列茨基等，“多餘人”的形象逐漸變得鮮明和豐滿。儘管這些俄國作家筆下的多餘人生活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個性氣質和思想觀點也不盡相同，但他們都是貴族知識分子中的先進代表，空有抱負卻沒有用武之地，這種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的相似性使他們構成了現實主義文學不朽的“多餘人”形象系列。
普希金的代表作《葉甫蓋尼奧涅金》小說是用詩體寫成的，是一個重大的創新。它的發表是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確立的標誌。別林斯基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奧涅金》可以稱為俄羅斯生活的百科全書和最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奧
涅金的形象是俄國封建社會貴族青年的一種典型，他雖然受過資產階級思想的啟蒙，不滿於貴族社會的庸碌，自視清高，和周圍的人格格不入，但貴族的生活方式又使他靈魂空虛，毫無能力，無所作為，成了社會的“多餘人”。小說通過這一形象，塑造了二十年代貴族青年的典型，反映了當時貴族青年的苦悶、彷徨和追求。在揭露和批判貴族社會的腐朽和醜惡方面具有相當的力量。這樣，奧涅金就成為俄國文學中第一個“多餘人”的形象。奧涅金的形象在俄國貴族革命時期的文學中乃至整個俄國文學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奧涅金也因此在俄國多餘人形象系列中成為最重要的，最具色彩的，最有代表性的多餘人形象。然而，奧涅金雖然集中了 “多餘人”的特徵，但他“冷漠而懶散”的心靈在覺醒之後發生的新變化並未導致他性格的根本改變。他對上流社會憎恨也好，厭惡也好，但並沒有脫離和拋棄。他從彼得堡來到鄉下，也從沒想過要過社會底層的生活。他歸順了空虛無聊的上流社會，上流社會也接納了他。最後在小說結尾處奧涅金還是在彼得堡將軍家的舞會現身了。因此，奧涅金還不足以是“多餘人”，頂多是“多餘人”的前身。
在其他多餘人形象中，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畢喬林，是一名富有、英俊、機敏、強健的貴族軍官，在二三十年代曾是貴族社會裡的佼佼者，是一個對上流社會強烈不滿的貴族青年。可是他擺脫不了貴族生活，沒有理想，玩世不恭，空虛偽善的彼得堡上流社會生活消磨了他所有的奮鬥熱情。他把真誠和善良深藏在心底，而表現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模樣。因穿梭於高加索匪幫的槍林彈雨之中而倍感興奮。在他的心裡沒有任何可珍惜的東西，包括生命。但他勇於自我剖析在梅麗公爵小姐面前坦露了自己，交待了自己精神幻滅的過程。畢巧林和奧涅金一樣：都難以抵擋封建專制農奴制的巨大腐化作用，當他們上了年紀之後，便就成了平庸的地主老爺，歸順了上流社會。但畢巧林更勝奧涅金一籌，畢巧林有深刻的洞察力，能嚴厲地審視自己和批判環境。儘管畢巧林更有思想，有剖析能力，想與上流社會劃清界限，卻無力劃清。雖然與“多餘人”的形象更加接近，但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多餘人”。
赫爾岑1845年發表了長篇小說《誰之罪》，主人公之一別裡托夫是富家子弟，留學回國，本想幹一番事業，卻處處受阻，一事無成。而他在克魯齊費斯基和柳芭卡的愛情中，卻又無意成了多餘人，使三人都陷入了痛苦，最後再度出國。別裡托夫沒想投靠社會下層，也不想與上層社會妥協，因此他選擇了去國外逃避社會的現狀。小說據此揭露了俄國封建農奴制度及其生活方式的停滯、愚昧與專橫，回答了造成他們悲劇的社會根源。所以別裡托夫應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第一個真正的完全意義上的“多餘人”形象。
屠格涅夫《羅亭》裡的羅亭，也是完全意義上的“多餘人”形象。羅亭是一名優秀的貴族青年，受過良好教育，善於辭令，他能言善辯，熱情宣傳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在四十年代黑暗統治時，起過進步作用。羅亭性格中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言語和行動的矛盾，從另一個角度說就是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人們常稱他是“言語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其實這個評價需要推敲。他未必是“言語的巨人”。語言是思想的載體，他不可能與思想家、哲學家伏爾泰、盧梭、康德、歌德等相提並論，他只不過是在俄國發表了一些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的啟蒙思想，充其量可以說是西歐思想在俄國的傳播者。他也未必是“行動的矮子”。他勇於向周圍的人闡述自己的反封建反專制的先進思想，他也勇於行動，只是他不知道如何去行動，他所做的事情沒有一件成功：他起初幫助一個地主在領地裡實行改革，後來打算疏通一條不能航行的河流，最後當了一名教員，想進行教育改革，但這一切
都完完全全的失敗了。在專制農奴制的俄國社會，他的燦爛的思想和卓越的才華毫無施展之處，他無法與這個壓迫人的社會妥協，也無法與思想和視野閉塞的普通民眾溝通。他遊蕩在社會各階層之外，找不到自己的靈魂、精力、才智的方向，迷惘、困頓。
但到五十年代需要行動的時候，“多餘人”只是一些語言多於行動的人，已經擔負不起改革現實的任務了。如岡察洛夫《奧勃洛摩夫》裡的奧勃洛摩夫，儘管他“有黃金般的心靈”，但他只不過是一個剝削階級寄生蟲的典型。他從小有農奴服侍，吃穿不用自己動手。他懶惰成性，精神極度空虛，極端無能，不能思考任何實際問題和處理任何日常事物，哪怕貴族少女的愛情也不能使他振作起來，最終還是縮到平靜的安樂窩裡去。這個“多餘人”形象表明，到了俄國解放運動的第二階段，以往的先進貴族已經喪失任何作用，成了躺臥不起的廢物了，這反映了俄國貴族階級革命性的終結。
結語：
“多餘人”之所以會“多餘”，是由當時的時代特徵和知識分子的自身特點所決定的。俄羅斯文學史上的“多餘人”形象是令人惋惜的。這些典型形象雖然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 不同的社會環境，卻有其相同的特徵，通過這個典型形象我們也看到專制農奴制對人性的壓制與迫害，這一現象本身也說明了專制農奴制必然走向滅亡的歷史規律。應該指出，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正面的人物系列，如果說他們因社會的黑暗和個人方面的種種弱點無法實現其理想和抱負而成為社會的 “多餘”，那麼恰恰是他們在理想幻滅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積極或消極的奮爭和反抗精神，以及所體驗的苦悶、彷徨、欲進不能、欲罷不忍等種種思想情緒，對社會後世是一份優秀的遺產。
參考文獻：
(1)《外國文學史》(鄭克魯主編)
(2)《俄羅斯文學中“多餘人”形象的新思考》(《外國問題研究》2010年第4期)
(3)《羅亭》(屠格涅夫著，戴驄譯。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
淺析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2
摘要：19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中“多餘人”形象在俄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奧涅金、畢巧林、羅亭都是典型的“多餘人”形象，他們都處於新舊社會交替、社會思潮激烈動盪的時期，具有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也有顯著的時代特徵，形成了他們獨特的形象特點。
關鍵詞：多餘人；形象特點；奧涅金；畢巧林；羅亭；意義
俄國文學中形象系列可謂多種多樣，最為典型的莫過於“多餘人”形象，出現在19世紀初的俄羅斯文學作品中“多餘人”在俄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最早的“多餘人”形象是俄羅斯著名詩人普希金在其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中描寫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而萊蒙托夫在“當代英雄”中塑造的“畢巧林”，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也都是俄羅斯文學史上經典的“多餘人”形象。
赫爾岑在《往事與隨想》中提出：“多餘人”是19世紀俄國文學中所描繪的貴族知識分子的一種典型。他們的特點是出身貴族，生活在優裕的環境中，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他們雖有高尚的理想，卻遠離人民；雖不滿現實，卻缺少行動，他們是“思想上的巨人，行動上的矮子”，只能在憤世疾俗中白白地浪費自己的才華。他們既不願站在政府的一邊，與上流社會同流合汙，又不能和人民站在一起，反對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他們很心儀西方的自由思想，很不滿俄國的現狀，又無能為力改變這種現狀，然而他們又是大貴族和權勢者的代表人物，不可能與底層人民相結合以改變俄國的現狀。
“多餘人”形象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因而也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徵，他們都處於新舊社會交替、社會思潮激烈動盪的時期，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俄國的封建專制制度和農奴制度已經腐朽不堪，受到新思想薰陶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對自己所處的階級是否還有希望產生懷疑，他們厭倦上流社會紙醉金迷的生活，意識當中開始有一種朦朧的追求，憧憬和嚮往另一種有意義的生活。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及社會與人之間的矛盾往往會在他們身上表現出一些複雜的性格因素或悲劇色彩。奧涅金，畢巧林以及羅亭等人的形象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出身於貴族地主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
他們出身高貴，生活在優裕的環境中，受過良好的教育，接受過西方某些文明的影響。普希金在《葉甫蓋尼·奧涅金》這一作品的開頭就對奧涅金顯赫的出身作了介紹：父親曾位居高官顯位，伯父死後還給他留下了鉅額財產，使他有資本穿梭於上流社會；畢巧林是出生於上流社會的貴族軍官，從小就享受著一切可以用金錢買到的歡樂；屠格涅夫筆下的羅亭出身於沒落的貴族地主家庭，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上流社會的座上客。
（二）具有先進的思想，能夠批判地看待社會，所以性格都有矛盾的一面。
雖然成長於上流社會之中，卻不願意虛度此生，不願意與上流社會同流合汙。
厭煩了上流社會的奧涅金非常渴望一種新的、有意義的`生活，於是，他擺脫了“社交界的重負”，“拋棄了空虛和浮華”，告別熙攘的城市來到僻靜的鄉村，想讓自己在人自然的懷抱裡重新振作起來然而，然而鄉村生活同樣不能排遣他胸中的鬱悶，他和那些庸俗、無聊的地主鄰居們更是格格不入甚至只要聽到他們來訪他都要悄悄逃走，避而不見；他試圖用讀書排遣內心的苦悶，但不知為什麼而讀，讀來讀去，他丟開了書本，覺得全都毫無道理；他想寫作，可拿起筆來就打哈欠。
畢巧林清醒地看到現實中最走運的人胸無點墨，往往靠耍手段獲取成功；他想愛整個世界，可是沒有人理解他，於是就學會了恨；他說實話，沒有人相信，於是就開始欺騙；他的“掩藏在溫文爾雅與善意的微笑下的冷漠，少氣無力的絕望情緒”就是在這種惡性迴圈中形成的精神殘廢，就像他自己所說的“我的軀體裡並存著兩個人：一個完全體現了‘人字的含義，另一個則在思考，判斷著這個人。”
羅亭是一個熱愛真理，追求真理，具有廣博的知識，銳利的思想和演說家的才能。小說的開頭就展現了羅亭的聰明善辯，他以富有哲理的語言和思想征服了在場的所有人；他喚醒了娜塔利婭，使她成為一個憧憬自由、藐視一切傳統勢力的新女性，受羅亭思想的影響，出身貧寒的青年知識分子巴西斯托夫將其視為自己的導師。雖然羅亭具有這種激勵人的精神力量，但卻一事無成，羅亭對此有自知之明，他對列日涅夫坦率地承認：“我缺乏毅力，……我從來不善於建立任何東西。”
（三）人物角色的悲劇色彩。
儘管他們出生於上流社會，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註定有一個悲劇的人生。他們的悲劇性並不是外在的有形的痛苦，而是蘊含在他們無形的精神磨難之中，具有精神悲劇的性質。
他們作為貴族青年，假如他們滿足於生活現狀，像奧博洛莫夫那樣整日無所事事，沒有理想和追求，那麼他們也會幸福地生活下去，命運可以為他開拓恬靜而又快樂和安寧又和諧的生活道路，他也可以順著這條生活道路一直走下去，享受榮華富貴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不會有精神上的痛苦與折磨。而他們代表的是進步的社會力量，不願意與腐朽的上流社會同流合汙，整日彷徨苦悶、焦躁不安，試圖逃離或改變，但是，他們所要撼動的是整個舊社會的力量，進行這種力量懸殊的鬥爭，結局可想而知。從另一方面來看，他們意志薄弱，思想矛盾，徒有批判精神，卻沒有行動的勇氣和毅力，都是“思想的巨人，行動的矮子”，其悲劇的結局也是必然的。
“多餘人”形象具有巨大的魅力，除了蘊含豐富而深刻的社會意義和內涵外，還來自於形象中所包含的複雜而深邃的哲學和美學意義。儘管“多餘人”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但是又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可以說，每一個社會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著一些“多餘人”，他們徒有才華和理想，不能在社會上找到合適的位置，整天以灰色的眼光看待人生，卻不能採取有效的行動來改變這種狀態，只能在鬱鬱寡歡中虛度人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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