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視覺
金：當代社會科學與哲學文化正在發生一系列的“轉向”，一系列新問題伴隨著舊問題的消隱而凸現出來。美國學者W.J.P.米歇爾說，當下社會科學以及公共文化領域正在發生一種紛繁糾結的轉型，而在當代哲學家的論述中，這種轉向也是明白無誤的。他把這一變化稱為“影象轉向”。那麼，影象的轉型轉向哪裡？這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論、形象化再現或圖象的輔助解說轉變，也不是向主體客體相互對應的理論迴歸，更不是一種關於影象“在場”的玄學的死灰復燃；它是對影象的一種後語言學、後符號學的再發現。它從根本上動搖了長期以來由傳播手段限定和形成的人類文明的發展趨向，即文字長期居於獨霸地位的現實。而是把影象當作視覺性、機器、體制、話語、身體和喻形性之間的一種複雜的相互作用的綜合體來加以研究。因為重要的現實是，影象現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響著文化的每一個層面，從最高深精微的哲學思考到大眾媒介最為粗俗淺薄的生產製作，無一倖免。今天百姓的日常生活、資訊的獲取越來越多地是通過影象來達成的。所以，過去對影象的熟視無睹、不屑一顧、否定遏制或單純批判都無濟於事，現在，我們必須正視它並逐步建立一套新的視覺文化批評的話語機制。
陶：視覺文化或者可視性之所以在今天被人們看重，是因為實際上今天的人們就生活在視覺文化的現實中。的確當今人類的經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視覺化和具象化了，人們更加關注視覺文化事件。在西方，正是對視覺圖象及其效果的極度迷戀，產生了後現代文化。所以，一些專家斷言：當文化成為視覺性之時，該文化最具後現代特徵。在一定程度上，視覺文化似乎已經成了區分當下與過去的分水嶺。你看，通俗報業的圖象化，電影和電視的數字影象化、後成像術的出現和醫學成像術的發展，成了轉換的標誌，更不用說網際網路無休止的圖象轟炸了。因而繼文化研究，怪異理論和黑人少數民族文化研究之後，西方興起了視覺文化這個時髦的、也有爭議的研究交叉科學的新方法。視覺影像成了從事攝影、電影、電視、媒體研究、藝術史、社會學及其它視覺研究者共同關注的中心。
金：然而視覺影象的興盛給我們造成了一個錯覺：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突然間一窩蜂地在螢幕上重演最為古老的影象機制，似乎人們回到了人類童年的巖畫或象形文字的時代。這當然是不合乎事實的。視覺影象是在當代高新科技的基礎上發生的人類劃時代的媒介革命的表徵，是當代最重大的世界性文化事件，是人類文明進入一個新紀元的顯著標志。這種轉向以當代高新技術：電腦輔助設計、合成全息照相、飛機模擬器、電腦動畫、數碼攝影攝像、機器人影象識別、射線跟蹤、文字圖繪、運動控制、磁共振成像、以及多譜感應器等一系列先進科技手段為平臺，在各種藝術電影、電視、繪畫、攝影、攝像、廣告以及娛樂、遊戲、日常生活中創造了史無前例的新的視覺影象文明。所以，無論影象轉向是什麼，它都不會是向遠古時代的圖象轉向，也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論，或傳統的再現理論的迴歸，更不是一種關於影象“在場”的玄學的老調重彈；它更應該是資訊傳媒革命時代對影象的一種建立在新的語言符號基礎上的新創造。在我們的社會逐步走向消費社會的今天，觀看行為（觀看、注視、瀏覽，以及觀察、監視與視覺快感的實踐）可能與文字閱讀的諸種形式（解密、解碼、闡釋、聽等）是同等深奧的問題，而基於文字性的傳統模式恐怕已經難以充分闡釋視覺經驗或“視覺識讀能力”。儘管過去的時代人們一直用影象來表徵存在的事物，但是它現在則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響著文化的每一個層面，從最為高深精微的哲學思考到大眾媒介最為粗俗淺薄的生產製作。
陶：這種被廣泛認可的視覺的全球化，要求新的解釋手段。同時，為了說明“視覺轉向”，這種向後現代狀況的轉變也要求對現代主義和現代性重新做出歷史性闡釋。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認為，視覺文化不依賴影象，而是依賴對存在的影象化或視覺化這一現代趨勢。如果說人文科學中真的發生了一種影象轉向，那麼藝術史將會發現其理論的邊緣會轉化到學術中心的位置，會呈現為一種挑戰，這就需要對其主要的理論客體——視覺表徵——進行研究和評述，展開更寬闊的學科間的碰撞與交融，並將之推及人文科學的其它學科。
視覺圖象不僅是資訊和大眾文化的媒介，它還有一種感官感受的直接性，這是印刷媒介望塵莫及的：正是這一特徵使得各種視覺形象與語言文字文字截然不同。這與簡單性決非一回事，相反它使人們第一眼看到它時就受到了強烈的衝擊，這一點是文字印刷文字不可比擬的。
2.個案
金：相對而言，國內的文化研究需要從兩個方面突破，這就是深刻的邏輯的形而上理論思辯和直面現實的細緻具體的“個案”研究。也就是我們積極主張和推動的“頂天”或立地的兩種方式。所謂頂天是指那種深刻的形而上的理論創新，注重思維的概念和邏輯的嚴密推演：所謂立地，是指那種田野的、現實的、具體的有代表意義的個案研究。那種不上不下、既無形而上，也無形而下，既無細緻的學理梳理，也無理論概念的思維的邏輯推演，又無細緻的個案“深描”，卻動輒要建構一個體系，列出1、2、3、4，隨意遽下論斷，再輔之以例證的簡單列舉，這種普遍氾濫的論文“格式”，確實需要改變改變了。
陶：是的。當前，“文化研究”的理論探討非常多，做個案分析和個案研究的卻非常少。這與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個案研究在當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中國的文化批評中卻很少運用。這一方面是由於先前的批評正規化只關注巨集觀整體的研究，習慣於從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來把握文化物件；另一方面，也由於我們還不大會用個案研究的方法（特別是考慮到在今天中國從事文化研究的主要還是一些文藝學專業出身的研究人員，出身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反而很少）。中國的人文學界長期以來習慣於在抽象理論的層面上打轉轉，把西方的各種理論比較來比較去，試圖這樣來進行理論上的創新。現在看來這樣的理論創新之路是頭不通的，是一條死衚衕。尤其是考慮到：我們今天所謂“理論”主要是從西方介紹的，而西方的理論是產生於西方的語境中，帶有自己特定的問題意識與理論傳統，很難與中國的實際完全吻合。我現在越來越感覺到一種新理論的生長點不是在書房而是在“田野”，國外人類學與社會學中非常流行的“田野作業”(field work)在中國一直是薄弱的環節。實際上即使是在西方，理論創新的途徑也常常是在“田野調查”中發現的。比如布迪厄是在阿爾及利亞的田野研究中發現了此前的人類學中一系列二元對立模式無法解釋那裡的經驗事實，這促使他創造出一套以“場域”“習性”“文化資本”等一系列概念為核心，旨在打破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社會理論。這個經驗是非常值得我們借鑑的。我們只有在具體的經驗研究、個案研究中才能發現西方理論是否適用中國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中國，從而在中國本土經驗的特殊性中檢驗西方的理論並建立自己的理論。這是我們提倡個案研究的主要原因之一。
金：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每期都要發表幾篇個案研究的文章並作為重點推出。這期我們分別選擇了中外學者的三個成果：漢密爾頓的《法國平民主義攝影》，徐旭的《狂歡在秋雨中的身體》以及程文超的《波鞋與流行文化中的權利關係》。漢密爾頓是著名的英國文化研究家，我們這次選擇的是他的平民主義攝影研究，分析不管深刻與否，卻具有方法論上的借鑑意義，讓我們看到西方學者的文化研究個案是怎樣做的。徐旭的《狂歡在秋雨中的身體》也是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在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文化研究文化批評理論的基礎上，把第二屆金鷹電視節電視直播節目作為一個獨立的大眾文化生產事件的個案，一個特定的文字，予以再生產式的解讀。在解讀過程中，又把意義的編碼與解碼，作為解讀的與分析的重點：而力圖把隱藏在事件背後的各種利益主體的意義訴求挖掘出來則是其主旨。身體與狂歡，編碼與解碼，這兩對西方大眾文化研究理論中的經典範疇，被文章借用為描述與分析這一具有烏托邦性質的事件或文字的關鍵詞。在積極看待中國大眾傳媒的立場變革的同時，文章也對他們的前景表示了某種擔憂。
陶：文化研究的巨大魅力之一，是對習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的再審視和批判性解讀。程文超的《波鞋與流行文化中的權力關係》就很有意思。“波(BALL)鞋”不就是球鞋嗎？為什麼不能叫球鞋呢？作者通過對解放鞋與波鞋的解讀，來討論我國幾十年來的政治權力關係和經濟權力關係的變革。在這兩種權力關係中，我們都看到了等級、特權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觀念。而這兩種權力關係的展開也只能在一定的社會語境和社會時尚中執行，才能實現其全部功能。文章寫得輕鬆，值得一閱。
3.權力
金：我們新編的《文化研究》中除了視覺文化研究專題之外還有兩組文章很有意思。一組主要是關於文化與權力關係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市場、文化、權力：中國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形成〉是一篇西方的中國研究者寫的探討全球化條件下當下中國文化的文章。德里克試圖通過中國與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的對話來思考關於資本主義市場全球化所產生的文化同質化／異質化問題。作者認為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講是一個意識形態問題，只有在意識形態或者信仰的基礎上才能夠回答。作者強調了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總體邏輯：資本的現代化為那些原先曾經站在外圍的人（社會）參加全球經濟實踐提供了可能性。資本主義的代理人不再僅僅是歐美人，而是全世界範圍內所有社會中的本地人。這種新的關係激活了同質化／異質化：在這裡異質化被用作確認身份的手段—但僅僅是在由資本的同質性所設定的範圍之內，對於資本的同質性，已不存在一個可以想象的外部。但這種強調並不是說未來幾乎是被決定了的，不可能設想資本主義之外的任何位置。相反，作者對同質化／異質化公式的批評正是因為它是在一個非常狹窄的範圍內思考同一性和差異性問題的，因而它本身也變成了思考對於現在的根本替代的障礙。資本的支配既不是無所不包的也不是天衣無縫的。全球化不僅生產出全球化綜合，也生產出全球化分裂。資本的矛盾提供了一個空間，然而，在這個空間內又有其外部。在這裡，仍然有設想資本主義之外的其他選擇的可能性，雖然與早先的反抗運動不同。
陶：文化與權力的關係是西方研究的重要課題。也可以說，從權力關係、權力鬥爭的角度理解文化，不再把文化理解為人類普遍的審美意識的體現或自主的藝術－審美領域，是文化研究區別於傳統的文化批評的重要特點。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文化不是具有跨時空永恆價值的高階文化的同義語，而是各種社會力量爭奪的鬥爭場域。所以文化研究不是不是通過參照文字的內在的或永恆的價值，而是通過勘定社會權力關係的總體地圖，來解釋文化的差異與實踐。而文化研究的批判立場與邊緣立場更決定了它對於弱者的抵抗文化給予美國學者詹姆斯·斯考特關於弱者抵抗的理論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文化研究的重要發展之一。徐賁的《弱者的抵抗》對此進行了介紹與述評。斯考特研究的是在強制性統治和被統治關係中形成的公開的社會服從和隱祕的弱者抵抗。公開的服從形式（斯考特稱之為“公開語本”）往往掩蓋著處於不平等權利關係中的弱者怨恨、憤懣和反抗（斯考特稱之為“隱蔽語本”），後者也因此而往往被社會文化研究者所忽視。針對這一欠缺，斯考特把社會文化研究的重點放在被統治者的“外線政治”上。這種由弱者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外線政治極富創造性。文章討論了斯考特所揭示的它的一些重要方面，其中包括它的特殊社會空間，它的另類價值理念，它的異見亞文化，它的偽裝形式以及它的不張揚、不顯榮的抵抗。讀者自會結合中國現實中國語境予以解讀。
金：與權力概念緊密相關的是意識形態概念。這個概念恐怕是20世紀最令人困惑的概念之一。它是19世紀以來社會科學最重大的發現之一。自從19世紀中期馬克思發現了這一“引力場”，此項“發現”就被稱之為當代思想界“哥白尼式的革命”的一個里程碑（詹姆遜語）。近年來，隨著意識形態概念解釋和運用的多樣化，傳統的對意識形態概念的解釋產生了指義危機，許多論文乃至辯難中談論的意識形態含義並不一致，甚至相去甚遠。這期發表的香港學者肖小穗的《意識形態：權力關係的再現系統》一文在討論了各種對意識形態這一關鍵概念所進行的論述之後，從文化研究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是權力關係的再現系統”的觀點，頗具啟發意義。
陶：文化研究的物件是十分廣泛的，幾乎沒有邊界。我們看到的國內文化研究的成果關注當今的較多，從歷史轉折的角度進行回溯研究的少。這一輯我們特別推出了周小儀的《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與消費文化》。文章分析了20世紀20-30年代一批中國現代作家、批評家提出的“生活藝術化”的主張。他們認為，只有在藝術中人才是自由的和完整的，因此企圖以藝術法則來改造人生，進而改造社會。但是文章意味深長地指出，在實際生活中，生活的藝術化並非意味著感性的解放；相反，在資本的參與與滲透下，日常生活的審美化表現出工具理性對人更為徹底的操控。惟美主義的解放工程最後被消費主義所銷蝕與同化。
金：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最近幾年它得到社會理論家、美學家與文化研究者的共同關注。審美化已經成了當代社會日常生活的組織化原則，而有趣的是，當年的張競生已經以美的名義設計了我們今天稱之為“大型購物中心”的場所：“由公家在每個地方上設立許多巨集大美麗的商場”，並以穿著美麗的女性為售貨員。“……一切普通人由此時時得到新鮮美麗的眼福與物品。”所以，作者認為我國20-30年代的惟美主義者所倡導的生活審美化、人生藝術化等等現代主義觀念從根本上說是為審美的物化與藝術的商品化掃平了道路，作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我倒不大同意周小儀的觀點。用一種新的時代境況下建立起來的新的正規化、新的視角、新的話語回視歷史上的文化事件，必然會產生不同於過去的觀念。但如果新的研究仍然沿用過去的理論正規化的框架和思維方式，它的貢獻或創新就會大打折扣。
陶：是的，今天社會的'審美活動已經大大不同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的界限和範圍，從某種程度上看，今天佔據大眾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經不是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繪畫、雕塑等經典的藝術門類，而是一些新興的泛審美泛藝術門類的活動。如廣告、流行歌曲、時裝、電視連續劇，乃至環境設計、都市計畫、居室裝修等。藝術活動的場所也已經遠遠逸出與大眾的日常生活隔離的高雅藝術場館（如中國美術館、北京音樂廳、首都劇場等），深入到大眾的日常生活空間之中。可以說，今天的審美藝術活動更多地發生在城市廣場、購物中心、超級市場、街心花園等與其他社會活動沒有嚴格界限的社會空間與生活場所。在這些場所中，文化活動、審美活動、商業活動和社交活動之間不存在嚴格的界限。對於我們從事文藝學研究的人來說，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審美現象是不可迴避的任務，這是文藝學走向正規化轉換的極好的機遇，也是文化研究與文藝學有機結合的一個很好的契機。關於這個問題我在《浙江社會科學》今年第一期已經專文論述，大家可以參看。
金：新千年的開始似乎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估價文化在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機會。21世紀將會目擊我們（作為消費者、觀眾和公眾）利用文化資源的方式的空前的變化。文化被生產、傳播和消費的方式將越來越取決於技術創新和全球化市場。澳大利亞學者金邁克(Michael Keane)的論文《阿多諾的絕望：大眾文化如何重振其創造性》就從新的視角看待大眾文化。他認為，文化研究的這一概念將與法蘭克福批判文化理論學派分道揚鑣，甚至背道而馳。大眾文化將被嚴肅地作為一種產業來進行思考——一個可以提供就業、培訓、出口稅收和外匯的產業。金邁克斷定，這將會使阿多諾“死不瞑目”。這位提出“文化工業”這一術語的人一定會對文化技術權威(cultural technocrats)手中大眾文化的復原以及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ies)、版權產業(copyright industries)、節目產業(content industries)和創造性產業(creative industries)等新名詞感到絕望。新術語“文化產業”避免了知識分子的排他性自負。由於這一點，在對媒體的符號權力及其在社會中的基本構成進行批評性估價的同時，它具有與經驗主義地理解文化產品的生產和流通交戰的能力。
4.身體
陶：對於身體的呵護與管理是今天的消費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徵，也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的現象。政治、經濟與文化分別在今天人們身體（尤其是女性身體）的管理與呵護方式上刻下了自己深刻的印記，成為它們共同書寫的物件。福科等後現代批判理論家都十分注意在身體的管理中尋找現代社會的權力印記。上一輯我們曾發表義大利學者庫爾提的《書寫婦女，書寫身體》，探討當代社會對人的肉身，特別是女性身體的關注與解讀。本期我們繼續討論相關問題。這組文章包括美國作者蘇姍·鮑德的《解讀苗條的身體》和林達·尼德的《女性的身體：藝術淫穢和性》。《解讀苗條的身體》是一篇關於當代人類對苗條的現代希求的分析報告。人類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就背叛了初民時代對女性“巨腹乳房”的崇拜與追求，放棄了更符合人性的“以肥為美”的審美標準，而轉向對“苗條”的反常的極端的永無止境的殘酷追逐乃至折磨。在當今世界，“苗條的焦慮”與“苗條的暴政”一起登場，由之，一系列的時尚文化觀念、傳媒節目、瘦身的技術、藥品和圍繞著它而建立的龐大而多樣的工業企業構成了我們時代的耀眼的風景，這一切都緣於女性的身體能帶給人們特別是男性世界“純潔的愉悅”、“刺激性的快感”或“淫穢”、赤裸裸的“性誘惑”。因此，如何劃定審美與色情二者的邊界，並進而實施控制便構成了我們時代社會必須關注的課題，也構成了林達·尼德論文的中心議題。
金：在這一期《文化研究》中我們還進行了一個新的嘗試，即建立了一座文化研究的資料庫。新建嘛，資料還不多，好在進出方便，取用容易。飯還是要一口一口吃，資料要一點一點建，切莫著急喲。焦躁、焦灼或焦慮，似乎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通症，也許是我們的社會變化太快？也許是我們的慾望太多？也許是我們對落後與失敗的集體恐懼感太深？也許是我們對成功與輝煌的民族性群體期待太甚太切？焦慮中有衝動，焦慮中有思索，焦慮中有變革，當然，焦慮中也有混亂、投機與罪惡。焦慮是進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