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當代中國思想理論界的一箇中心話語，尤其是源於伯林的兩種自由的觀點，已經成為當代中國部分人文知識精英的集體信仰，是中國當代自由主義者批判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論據。趙汀陽先生的《關於自由的一種存在論觀點》一文對自由的分析，尤其是對兩種自由的觀點的證偽，可以說使人耳目一新：沒有一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如他那樣給予了自由主義的兩種自由觀，以如此致命的---而且是學理性的一擊。他認為，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不是兩種自由，而是自由的兩面；消極自由是自由的邏輯形式，積極自由是自由的實質內容；權利必須以權力為前提才是真實的自由；自由是總體性的，只有在社會或集體中才有真正的個人自由；非暴力的強制是比暴力的強制更可怕的對人的自由的剝奪，因此不僅是政治的條件，而是全面的社會條件，尤其是經濟條件是個人自由真實地得到實現的條件；自由是人實現好生活的手段，好生活才是人類生活的目的。[2]雖然趙汀陽先生並沒有指明他對自由的思考的社會背景和思想資源，但是從他對自由的論述中可以理解到，他的自由觀念的社會背景是來自對市場經濟的思考，而他的思想資源恐怕主要來自於他受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訓練，明白地說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自由觀的影響。
但是他對“馬克思主義設想的共產主義理念是一個不現實的烏托邦，但卻是個深刻的理論神話，它指出了對自由問題的一個純粹理論可能性上的解決，”的斷言與論證，卻是值得商榷的。雖然他對自由主義並非持一種友善的態度，但是在這裡我們卻看到了隱性的自由主義或者說一種泛自由主義的觀念對他的影響。因為他從前門打發走了“社會的一般模式”這一自由主義理論的唯心主義的奠基石，從後門又放了進來一個“任何社會的更深入的一般結構”。所以，就出現了他所說的“自由的困境”：“如果一種自由不能實質化（權利實現為權力），就等於沒有自由；而如果自由實質化了，就又不可能實現普遍的自由（一個人的自由增加總是讓某些人損失某些自由）。事難兩全，我們必須承認這是思考自由問題的出發點。”其原因，據說是因為：“‘經濟學餡餅’雖然大了，但可憐的‘心理學餡餅’卻會抵消經濟學餡餅增大的價值。”“心理性的資源稀缺比自然性的資源稀缺更加致命，它能夠使得‘明明不錯’的日子失去意義。”雖然他提出了“‘自由的帕雷託改進’必須被看作是關於自由、社會和生活的一條基本原理，或者一種可以充當批評標準的理想。”並且把“可能生活空間”的“目的只能是某種美好的生活價值”，當作某種可能的解決方案。但是他的論證所邏輯地蘊涵的最終的結論則是消極的：普遍的自由是不可能的，不平等是人類不可擺脫的歷史宿命，所以共產主義只是一個烏托邦，一個永遠不存在的地方。本文對這一觀點持質疑的態度，因為他對“一般‘社會’內在結構”的抽象理解使他誤解了馬克思。
一，“任何社會的更深入的一般結構”的缺陷
趙汀陽關於“自由的困境”從而證偽共產主義的理論立足點是他的“任何社會的更深入的一般結構”的說法。他認為“當代理論所以對強權問題特別過敏，以至於錯誤地以為強權是唯一的關鍵因素，這無疑與納粹和蘇聯經驗背景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這些慘痛的社會經驗當然必須反思，但是它所引起的情感刺激非常可能誤導了學理。其中一個受制於情感經驗的‘理論’模式就是，現代自由社會和現代專制社會本來都只是特定的社會狀態，但卻被提升為社會的一般模式去理解，就好象它們是人類社會型別的一般代表，結果，所有的價值判斷就都僅僅以這兩種特定經驗為根據，這樣就破壞了理論的普遍要求。關於自由和公正之類的普遍問題的研究顯然必須考慮到任何社會的更深入的一般結構，必須考慮到，任意某個社會，既然是一個關於資源分配的博弈遊戲，那麼，無論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它都不可能有利於所有人，因為1）資源永遠稀缺；2）人們有著不同的優勢，而沒有一個制度能夠讓各種優勢都公正地得到承認，因此任何一個社會必定具有‘損什麼人以奉什麼人’這一先驗結構。這一先驗結構如果不表現為公開的制度規則，那麼就必定會表現為隱晦但實際起作用的“潛規則”（借用吳思的概念 ）。如果忽視對社會遊戲的普遍結構的研究，政治學就退化為政治。現代關於自由的理論就與其說是理論還不如說是意識形態。”
在這裡我們之所以大段地引用他的話，是因為趙汀陽對共產主義的證偽的理論缺陷恐怕就出在這個地方。在這裡他對西方的資本主義和東方的現實社會主義都是各打五十大板：“現代自由社會和現代專制社會本來都只是特定的社會狀態，但卻被提升為社會的一般模式去理解，就好象它們是人類社會型別的一般代表，結果，所有的價值判斷就都僅僅以這兩種特定經驗為根據，這樣就破壞了理論的普遍要求。”尤其指出：“當代理論所以對強權問題特別過敏，以至於錯誤地以為強權是唯一的關鍵因素，這無疑與納粹和蘇聯經驗背景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這裡應當說存在著一種對歷史經驗的片面的總結，尤其是對東方的現實社會主義的自我陳述的錯誤引證。西方資本主義自我陳述是“社會的一般模式”，或者馬克思批判的“一般的社會”，這在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家那裡也是明白無誤的，例如日裔美國人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論”就是這種觀念的當代理論表現；但是東方的現實社會主義的自我陳述，或者從世界範圍內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的自我陳述，總是說要在推翻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從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無論前蘇東或者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都不認為曾經或者今天中國的社會主義已經達到一種理想狀態。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由於他把共產主義歸入“不現實的烏托邦”“深刻的理論神話”，這樣東方的現實社會主義就被他斷定為自我陳述是“社會的一般模式”。所以“現代自由社會和現代專制社會”的聯用就存在了問題。按照趙汀陽的論證，自由可能帶來壞的生活，而且非暴力的強制是比暴力的強制更可怕的對人的自由的強制，那麼如何又能同時斷言今天已經存在“現代的自由社會”了呢？或者它僅僅是可能帶來壞生活的現代自由社會？如果不存在“現代的自由社會”，那麼何以斷言存在“現代專制社會”呢？難道東方社會主義的實踐內容僅僅是暴力的強制，而且(抽象地說)暴力的強制就一定是那麼壞的東西嗎？這裡我們看到一種泛自由主義話語的可怕影響：在這種概念的使用的隱喻中，西方資本主義似乎已經被證明是一個更好的社會，雖然趙汀陽多少是自我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