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曹禺《雷雨》的詩意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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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雷雨》是中國現代話劇史最負盛名的作品之一。自《雷雨》誕生以來,它就像一個挖不盡的寶藏,等待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們去挖掘。論文從人物形象塑造、表現手法、結構佈局三個方面來考察劇作的詩意特徵,進而指出曹禺通過《雷雨》旨在表達出這樣一個哲理:人究竟怎樣才能“詩意地居住”在這個世界上。

淺談曹禺《雷雨》的詩意特徵

關鍵詞:《雷雨》;詩意;人性思索

《雷雨》是曹禺的處女作,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人們對《雷雨》的喜愛和追捧表明其本身具有的藝術魅力。有學者從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理解劇作豐富的藝術內涵,有學者則運用精神分析理論分析劇中人物的形象和心理變化。然而,人們在闡釋的過程中總是不斷地產生新的疑問,如魯侍萍為什麼遠離家鄉?為什麼魯家一家三口兒都在周公館做事?筆者認為,這些疑問恰恰與其本身的詩意特徵有關: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當作一部話劇來看,而是更應該把它當作一部詩化的劇作來讀。1935年,曹禺曾在致《雷雨》的導演吳天、杜宣的一封信中寫到:“我寫的是一首詩,一首敘事詩,……這詩不一定是美麗的,但是必須給讀者一個不斷的新的感覺。”①按照曹禺的話說,《雷雨》很像詩人創作的詩歌,是詩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達需要。作家巴金曾回憶說:“我感動地一口氣讀完,不錯,我落了淚,但是流淚以後我感到一陣舒暢,同時我還感到一種渴望,一種力量在我身內產生了。”②綜合起來說,“詩意”是《雷雨》給讀者留下的最為深刻的感受,文章嘗試從整體上把握《雷雨》的詩意特徵。

《雷雨》的詩意特徵表現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尤其以周衝為代表,他是情感型的人物,大膽自由地追求著自己的人生與幸福,最終,他走向了死亡,與其說是命運的不公,不如說是人性選擇下的悲劇。周衝在劇作中年齡最小,“有著一切小孩似的幻想”。他在青春年少時愛上了四鳳,認為四鳳是世界上最令人滿意的女子,儘管四鳳從未受過教育。在周衝身上,讀者看不到一點貴族意識、封建等級思想的觀念。他還打算與周樸園商量,把自己的教育費用分給四鳳,試想這在周家人看來是多麼的不可思議。隨著劇情的發展,周衝幾乎是和四鳳站到了一起,他要和四鳳共同 “為著人類謀幸福”,他“恨這個不平等的社會”。相對於周衝而言,魯家是一個侷促,汙穢之地。魯貴無論什麼時候總是惦記著錢,到處不忘自己的生意經;魯大海身上帶著火藥味兒,像一顆定時炸彈隨時都能引爆;魯恃萍此時正忍受著三十年的屈辱之苦,對不公正的命運發出了十分嚴厲的抗議聲。然而,正是在這個侷促、汙穢之地,周衝卻表現出其極度詩意的一面:

我想,我像是在一個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無邊的海上,有一條輕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白色的帆張得慢慢地,像一支鷹的翅膀斜帖在海面上飛,那時天邊上只淡淡地浮著兩三片雲,我們坐在船頭,望著前面,前面就是我們的世界。③

值得注意的是,周衝這段話是在魯家而不是在周家,不是說給自己的家人,而是說給了周家的“仇人”。從劇作中所有的人物性格來看,這段詩意的內心獨白只可能出自周衝之口。如果把劇作的人物按照周家、魯家分作兩個陣營來看,那麼這段詩意的獨白被周衝在周家說出更容易讓人理解。不過,相對於周家人而言,魯家人的命運或許更值得人們理解和憐憫。曹禺這樣的安排自有其用意,他想給魯家人一份清涼的、詩意的`慰藉,因為這個家庭的人活的太艱辛、太悲慘,這種詩意的獨白也恰是劇作中人性悲劇的精神核心。

此外,魯貴小唱的“花開花謝年年有,人過了青春不再來!”也同樣顯示了這種詩意。從全文來看,魯貴是最不具有美學氣質的一個人。他和四鳳之間可以說是一種病態的父女關係:他不聽魯侍萍的再三囑咐,最終,還是把四鳳帶進了周公館。他察覺到了四鳳與周家大少爺有曖昧關係,但為了保全自己在周家的穩固地位,他並沒有嚴厲制止四鳳(如他可以讓四鳳離開周家)。這句唱詞出自處處不忘生意經的魯貴之口,在某種意義上,它表達這樣的內涵:花開花謝是年年都有的事情,今年的花還可能勝過去年紅,可今日的人卻再也不是昨日的人那般青春,也許魯貴是在感嘆四鳳即將逝去的青春。簡言之,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雷雨》中的人物都在蹉跎著自己的生命,浪費著自己的青春。曹禺通過魯貴之口,詩意地表達出其對劇中諸多人物生存方式的惋惜和思考。

《雷雨》的詩意特徵還表現在豐富多彩的戲劇表現手法上。毫無疑問,周樸園和魯侍萍的“相遇”是戲劇衝突的關鍵。根據劇情,侍萍在濟南一所學校當清潔工,外出兩年多之後打算回家看四鳳和大海,而鄰居張大嬸卻告訴她四鳳在周公館做事,她不顧一路的風塵,帶著行李徑直來到周公館,於是“相遇”這一情節便發生了。對於他們的“相遇”,有學者提出了疑問,周樸園三十年來一直保留她的照片和她喜歡的傢俱、擺設,堅持關窗戶的習慣,而魯侍萍應該十分恨他,並立即離開周公館。但是,相遇中,周樸園卻沒有生離死別後的驚喜,魯侍萍竟沒有走。此外,侍萍家住“杏花巷十號”,距離周家應該不遠,因為四鳳晚上回家住,有時周家子弟晚上開車去四鳳家。即使侍萍常年在外面做事,當她回家住的時候,她怎麼會不知道當地有個周樸園,有個周公館。侍萍在外出打工的兩年裡一直與家人通訊,且一再囑託魯貴不要把四鳳帶到公館做事,魯貴也曾將大海在礦上做了工頭的事告訴過侍萍,那麼“相遇”的真實性便值得懷疑了。

事實上,《雷雨》追求的是一種“大融合”的戲劇境界,假如我們按照常理去推測這些細節的真實性,就很沒有必要了。因為,這樣的“相遇”與劇作刻意追求的詩意特徵有緊密聯絡。作為一部話劇,《雷雨》中必定有符合戲劇審美意義的劇作衝突與巧合,這些衝突與巧合可能會有悖於常理,但它往往是為了藝術表達的需要而設定的。藝術來源於生活,但藝術同樣必高於生活。我們不能把現實生活中的細節真實等同於藝術、美學範疇之內的藝術真實。藝術細節的設定是為了作品構思、佈局的需要而加以虛構、組織的。假如作品細節成了現實事件的簡簡單單的複製者,成了社會的傳聲筒,那麼藝術的美何在?藝術的價值又何在?曹禺自覺接受西方現實主義戲劇思潮的影響,如從古希臘悲劇學說到莎士比亞、易卜生、契訶夫、奧尼爾等等,還受西方現代派戲劇的啟示,從而深化了自己對現實主義的理解,《雷雨》中的衝突和巧合是他向各位藝術大師的創作不斷學習和變通的結果。   作為一首詩化的戲劇,曹禺很自然地將中國傳統詩學與西方現代象徵主義進行融合,《雷雨》中具有大量的象徵性意象。這些象徵性意象有利於表現戲劇的想象力和藝術意蘊。《雷雨》中的意象大致可分為三種:一是以場景、道具的方式呈現的象徵性意象,如劇作中死氣沉沉、充滿壓抑感的周公館。二是以人物性格的呈現方式的象徵性意象。例如蘩漪那種極端和矛盾的性格,與狂躁鬱熱的“雷雨”的象徵意蘊是如此吻合;三是由作品命名構成的象徵性意象,如“雷雨”既是一個實存之物,同時又是某種觀念的象徵。“周公館”“雷雨”“教會醫院”這些意象本身就具有豐富的藝術意蘊,它們成為劇作的有機組成部分,給劇作籠罩出濃濃的詩意特徵。由此可推斷,曹禺在選擇這些象徵性意象時一定花費了不少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