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代藝術的消融與轉變
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審醜”的“後藝術”時代。某些當代藝術似乎意識到歐洲18世紀發明的各種美學理論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性”的發明。美學用“審美間距”這樣精妙的隱喻來解釋幾千年前柏拉圖把藝術家排除在一定距離之外這一行為。無疑,哲學利用美學控制藝術的策略是大膽而成功的,它“使嚴肅的藝術家認為他們的任務就是創造美”[7]。人們一貫認為是沃霍爾的《布里洛盒子》開啟了當代藝術潮流,藝術開始走上哲學道路,印證黑格爾美學的預言。事實上在人類已有的美術史中,自柏拉圖之後,“藝術一直在回答哲學的問題”[8]。杜尚與沃霍爾的作品只是將哲學剝奪藝術這一功能演繹到了極致,是對哲學剝奪行為的反抗鬥爭。如果說正如當代藝術家所宣稱的那樣,他們是杜尚和沃霍爾精神的傳承,那麼他們在反對哲學對藝術權能的`剝奪同時,又屈身於哲學,這就是當代“藝術”的悲哀。或許在某種意義上說,當代“藝術”那些所謂驚世駭俗的“藝術創作”其實不能稱之為藝術創作,它們只是一種古老習慣的延續,當這種習慣最終也消失時,“藝術”也就終結了。在藝術走完追求“視覺真實”和“理念真實”後,後歷史時期藝術只能走上“實用真實”裝飾道路。關於這點,丹託也曾經為擺脫哲學使命後的藝術找到其自身的定位,他將藝術的作用與修辭(rhetoric)作用聯絡在一起[9]。我們不能否定“修辭”與“裝飾”這兩個詞語的某些共性。
二、新媒介催生的大眾文化剝奪了
傳統藝術功能原始時代以來迄至今日,藝術無論是弘揚歷史、鼓舞鬥志的功能,巫術活動的撫慰哀傷功能,宗教宣傳的社會功能,抑或是供人們茶餘飯後品評賞玩的娛樂功能,如今都已經衰落。全球化語境下的人類實現了以前“千里眼,順風耳,日行千里”的夢想。電腦、電視、相機、音樂播放器等新型電子媒介在人們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我們所處的時代正如李澤厚先生所描述“:四星(影星、球星、歌星、主持明星)高照,七情飛揚。”人們已經不再追求古典藝術,而是傾慕能夠帶來更直接聲(music)色(sex)快樂的多媒體文化。並且在市場機制的促動下,商業化批量生產的大眾文化的繁榮促使審美娛樂飛速擴充套件,大眾文化日益與市場謀和,藝術大批量融入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同時,裝飾、娛樂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藝術主流。
三、“環境決定論”視角下“散文”社會機制將藝術功能直接導向裝飾
在這種社會狀態下,“主體的道德責任感不免會被技術責任感所取代,把道德僅僅歸納於做好本職工作的職業精神。”[11]成為越來越墨守成規的執行者,在執行任務時只注重技術責任而忽視社會道德責任,這也是今天自然生態問題成為世界級首要問題的根源。這種道德的淪陷最終導致人性的機械化、麻木化、功利化。當這種思想更深地侵漬文化時,大眾的藝術審美取向也隨之改變,傾向更具社會實用功利價值或能帶來更直接視覺愉悅“感”的裝飾藝術。同時,這種審美品味轉變反過來又促使藝術家迎合人們的欣賞趣味,藝術便走上裝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