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們的生活處處充滿著心理學的影子，我們任何的一個動作行為反應都有可能折射我們的心理活動。下面本站小編為大家蒐集了心理學與生活之日常篇，很希望能幫到你!
篇一：當我們孤獨寂寞覺得冷
如果眼睛所看、舌頭所嘗與鼻中所嗅的花花世界都能追溯到大腦內神經細胞的活動，那當我們覺得寂寞孤獨的時候，是腦內哪一群神經細胞在興奮得放煙火?
十八世紀時，詩人鄧約翰感嘆道世界上沒有人是一座孤島;而詩人的感嘆不只是為賦新詞強說愁。不論是心理學家、行為學專家，還是神經科學領域的學者，一直都在嘗試以各種角度的假說，來理解人之所以身為群居動物(socialspecies)的箇中緣由。
不單是人;大象、老鼠、海豚，許多動物都群居生活。群居對「生存」所提供的利基是不勝列舉：安全上的保障，分擔撫育幼雛的責任因而增加存活率等。這些在演化天擇上的好處，看似老生常談，卻無法解釋群居生活所提供的另外一項行為特徵：為什麼我們會在群體尋求認同、渴望在團體裡能夠建立穩定的情感鍵結呢?
二十年前，科學家提出「歸屬感」是人類基本需求之一。而人當跟群體的接觸機會被剝奪的時候，不論是對生理還是心理健康，都是不可輕忽的威脅。不論是被孤立、被排擠，或是因為其它情況而讓個體產生與周遭團體「失去聯絡感」的空虛寂寞，除了魂不守舍，也會影響到該個體接下來尋求社交活動刺激的行為模式。寂寞的時候，會更主動地想要跟群體接觸、跟他人互動。
因此，科學家一直在探尋，是不是就像是「飢餓中樞」能夠管控飢餓感、飽足感與進食行為一樣，在某個腦內區域，也有個「寂寞中樞」?這個「寂寞中樞」監管著我們小宇宙裡當下的寂寞指數，進而微調我們的社交行為與決定，來驅使我們想要多跟社群、團體互動，好讓小宇宙裡的寂寞感，能夠恰恰好的落在自己舒適、能接受的範圍內。
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Ungless教授，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Tye教授，對「寂寞中樞」這個假說非常感興趣。兩個實驗室於是連手起來，想要研究這個假說是不是成立，並看看是不是能夠找到到底是腦內哪些神經元，能在心裡催生「寂寞」這個感覺。而他們的研究，在今年發表在Cell期刊上。
其實在這之前，已經有許多研究探討人類為什麼能甘於成為社群中一份子，並且在與群體的互動裡得到心靈慰藉。目前主要的論點覺得是因為「腹側被蓋區」(ventraltegmental area)裡的多巴胺神經元，以及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的神經活動。腹側被蓋區位在中腦，跟伏隔核都是同屬腦內報償回饋、獎勵系統迴路的一部份。研究發現當人陷入熱戀、或是藥物成癮的時候，這區的神經元會特別活躍。
雖然，腹側被蓋區的多巴胺神經元對社交行為的影響力是無庸置疑;但當那一區的神經元被刺激的時候，會促使個體去參與社交活動，顯示腹側被蓋區的多巴胺神經元像是懸在馬前面的胡蘿蔔，是個「白臉」的獎勵角色。那在這回饋系統裡，有「黑臉」存在嗎?多巴胺神經元若以功能來分，有很多不同種。寂寞的感覺會不會是一種負向回饋，讓脫離社群的個體在空虛的時候，會因為想躲避這種孤冷的感覺，進而想要尋求與他人的互動呢?
研究人員決定用老鼠來做實驗。老鼠跟人一樣，在被隔離之後，都會特別想要去找其它老鼠互動。而研究人員發現，寂寞的感覺似乎有特別的一群多巴胺神經元所誘發。這群神經元也在中腦，但位在背側縫核(dorsalraphenucleus)處，比腹側被蓋區更靠近頭頂一點。當把一隻老鼠單獨隔離起來之後，背測縫核區的多巴胺神經元會被活化，但腹側背蓋區的多巴胺神經元卻沒有太大變化，顯示這兩區的多巴胺神經元在功能上並不完全相同。背側縫核的神經元被活化的時候，就會讓老鼠產生類似「孤獨感發作」的行為模式，實驗中的老鼠跟其它老鼠互動的時間與頻率都大幅增加。反之，如果在被隔離的實驗老鼠裡抑制這群神經元的活性，老鼠就不會出現空虛寂寞覺得冷的行為模式，行為表現會跟一直群居的老鼠毫無差別。
那背側縫核的神經元是扮黑臉還是白臉呢?
研究人員於是用一特別品系的老鼠加上光控基因基因學的技術，讓背側縫核神經元的活化可以被特定波長的光所控制。如果把老鼠待的小籠子分成兩半，老鼠會排斥待在有「光」照，會使背側縫核神經元被活化的那一半。可見背側縫核的多巴胺神經元是扮演著「黑臉」的角色。
當研究人員比較各老鼠在被隔離後的行為模式，以及各自在鼠群裡「社會地位」後，有了更有趣的發現。一隻在鼠群裡「地位」較高的`老鼠，在擇偶、地盤甚至食糧上都有優先權;而位階較高的老鼠，在被隔離之後，也更容易受到背側縫核多巴胺神經活性的影響，而更加積極的去和其它老鼠互動。
篇二：別太在意社會地位
證據顯示，社會地位深深影響到我們的健康與幸福，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畢生投入追求功名的“事業”，相反，我們應該判定哪些事真的值得去做。
哲人
近幾十年來，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一個人的社會地位會深深影響到他的健康與幸福。這一曾經令人驚訝的理論現已得到廣泛認可，邁克爾•馬爾莫(Michael Marmot)以及《精神層面》(The Spirit Level)一書的兩位作者——理查德•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凱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等社會流行病學家，為此做出了極大貢獻。
社會地位影響福祉的理論也有很多批評者。但即使這一理論是正確的，我們也不清楚自己該如何應對。我們常常認為，如果有證據證實社會地位真的會影響人類的感受，那麼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但是，正常或典型的現象並非總是可取或不可改變的。
舉例來說，所有的跨文化分析都會發現，在撫育子女方面，母親要比父親付出的多得多。但如果我們就此得出結論，認為這種現象永遠都不可能改變，那瑞典的父親們就不可能像今天這樣成為引領時代的楷模。即使一種行為模式是近乎普世的，我們也無法預先知道它究竟是一個我們不能改變的自然法則，還是隻是一種我們能夠並且應該改變的原始陋習。
按照“社會地位重要論”的主張，就連該理論本身就存在內在可變性。所有認真的人類學分析均表明：社會地位的內涵隨地域與時代的不同而不同。比方說，在許多正統猶太社群裡，人們更加推崇的是教育，而非財富。而40年前，教師對自己社會地位的自評分為4.3分(滿分為5分)，如今這個自評分降至2.7分左右。
因此，應對地位重要論這一“事實”的方式，不應是簡單的接受我們的經濟實力地位是不可避免的。更理想的策略也許是，試圖改變我們對於什麼應當受到珍視的假定。地位的內涵並非天賜，而是我們賦予的。
精神科醫師
人們常常對自己實現不了自我期望耿耿於懷。自感事業無成、同時念念不忘同行所取得的成就，這種心境可能毀掉即便是最成功的人生。這種現象不足為怪：我們所處的社會看重競爭，鼓勵人們根據社會地位的物質標準做出自我評價。
如果世界由成功者與失敗者組成，那麼把自己列入後者行列，會讓你感到現實與期望之間存在令人不快的差距。我們經常認為，要化解這一心結，只能是取得更多成就：如果我們通過打拼獲得了更豐厚的薪水、更漂亮的住房，以及更強健的體魄，那麼我們就能擺脫這種攀比遊戲，感到滿足。
但如此一來，我們就可能走上一臺永不停下的“跑步機”而不得脫身。在我們眼中，總有一些人的成就超過我們，而我們會不斷“跑步”，試圖趕上他們。有些研究人員把漸趨增多的精神健康問題歸咎於這種追求競爭的個人主義。
追求功名是人類經過進化的工具包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能據此就認為，我們應當窮其一生，奴隸般的追求最基本的本能慾望。我們可以運用自己擁有的反省能力，幫助自己判定：哪些真的值得去做，哪些真的會讓人生富有意義。
我們不必一窩蜂式的唾棄塵世，去追求冥想式的生活(雖然有些人可能想這麼做)。但是，對生活做些調整或許會有所裨益。
心理學家保羅•吉爾伯特(Paul Gilbert)對追求功名是緣於威脅還是緣於價值觀做了區分，我覺得這頗有價值。我們全力以赴的做事，應該是緣於我們看重它們，而不是為了逃避對自身所處社會地位的焦慮感。
即便某種程度的攀比是自然而不可避免的，我們也能夠通過專注於自己滿意的事、充分品味“小事”的樂趣、出於興趣參與某些活動、以及尋找非競爭性的社交活動，來創造更多平衡。我們不必從幸福生活中徹底排斥社會地位，但我們應該把它放在合適的位置。
精神科醫師與哲人一起居住在英格蘭西南部。
篇三：線上聊天能增進感情?
最近幾個月，作為認知發展實驗的一部分，牛津大學(Oxford)進化心理學教授羅賓•鄧巴(Robin Dunbar)一直在對志願者施加痛苦。這些疼痛測試並不一般。一些志願者在接受疼痛測試之前和之後觀看高爾夫視訊或嚴肅戲劇表演(鄧巴曾參加愛丁堡邊緣藝術節(Edinburgh Fringe festival)，在那裡做了多個實驗)。還有一些志願者觀看的是喜劇表演。
鄧巴的實驗正在產生強大的洞見：如果你希望將疼痛降至最低，那麼就觀看一些好玩的視訊吧，而不是高爾夫視訊。如果你是4個人一起看的話那就更好了，因為這一般會讓發笑的次數增加30倍。鄧巴認為：“英國國民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只需要做這些就可以大幅降低成本。”他主張，讓一群人一起跳舞或者進行宗教儀式，也能產生類似的減輕疼痛的效果。
這不應令人感到意外：我們本能地知道，跳舞、大笑或者參加歡快的聚會往往會改善我們的情緒。但鄧巴認為，這其中有一種更為重要的進化因素在起作用。20年前，他曾宣告，一個社會群體的最佳規模為150餘人左右(因為人類的大腦不夠大，不能應付與更多人保持緊密社會聯絡的認知壓力和複雜性)這令他名聲大震。如果你考察一下中世紀歐洲村落的規模或者羅馬人組織軍隊的方法，或者甚至考察一下人們通常會寄送多少聖誕卡，你會發現150這個數字頻頻出現。然而，靈長類動物本能地選擇在一個小得多的群體中生活，因為它們的大腦比人類小。
他的論文發表後引起了轟動，特別是在科技界。例如，當我幾年前參觀Facebook在舊金山的園區時，我發現工程技術人員執迷於這個“鄧巴數字”，不僅因為它可能影響線上朋友圈子的大小，還因為它影響著Facebook組織其員工的方式。大約6年前，當Facebook管理者意識到，他們的工程技術人員團隊超過了這個神奇的150人標準時，他們刻意推出一些政策和儀式來保持公司的“凝聚力”。
如今，讓鄧巴感興趣的不只是這個神奇的數字150，而是下列問題：人類走過了怎樣的進化道路，才使這個最佳群體得以保持緊密聯絡?正如他在新書《人類進化》(Human Evolution)中所解釋的那樣，靈長類動物一般是通過“梳理毛髮”(即互相梳理毛髮抓蝨子)來做到這點的。這讓他們互相之間保持親密，這個動作會釋放安多芬，產生一種社會凝聚力的美好感覺。但這非常耗時，“如果我們人類通過梳理毛髮來親近的話，我們需要用掉一天裡45%的時間，”鄧巴說道，“我們一般只會用20%的時間來進行社互動動。”
鄧巴認為，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創造了更高效率的親近方式，例如跳舞、講故事以及一起大笑。與梳理毛髮一樣，這些活動也會釋放安多芬，產生一種群體凝聚力的感覺。作為一種副產品，安多芬還能減輕經歷的疼痛。因此，人類已“進化”為利用笑聲、舞蹈、宗教和講故事，來滿足社會和生理需要。
……
在美國等國家，很多人對於“進化”的整個概念感到不自在。在這些國家，把備受珍視的文化儀式視為僅僅是釋放安多芬的“適應性”，這種理念可能令人不快。的確，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研究體質人類學(即人類進化)的學者也不願對文化進行分析(儘管150年前維多利亞時期的人類學家對這兩個科目都進行了研究)。但越來越多的所謂“進化心理學家”開始採取這種混合方法，鄧巴就是其中之一。
就算沒有其他的用處，他們的工作提出了一些令人好奇的問題——不僅有關過去，還與我們的現代世界相關。如今，人類日益藉助電子裝置(而不是一起親身參與的儀式)來溝通。人們通過Facebook朋友圈和電郵保持友誼，而非迷幻舞蹈。但這些新的溝通方式能否像比較舊式的儀式一樣，釋放出安多芬?如果兒童和青少年試圖利用手機在社交層面“長大”，他們是否仍能進行互動?
一些觀察人士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正如我幾個月前所寫的那樣，丹納•博伊德(Danah Boyd)等人類學家認為，青少年正以新的方式在網上漫步和建立親密關係。然而，鄧巴比較擔憂：他認為，人類需要面對面的保持友誼;僅僅在Facebook上聊天是沒用的。
有一點很明確，隨著線上聯絡的增強，這一辯論可能會升溫。如果你這個週末開始與朋友們大笑，不管是線上還是面對面，那就不妨考慮一下這個問題。這不只是一種消磨時間的方式，而是一種至關重要的進化機制，是人類為了生存而形成的。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最流行的文字資訊之一是“LOL”(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