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西部；財政轉移支付；稅收政策；政策性投融資
一、西部地區欠發達的財稅政策因素
１． 地區財政支出總量不足、結構欠佳，經濟發展的財政基礎較為薄弱。
經濟決定財政，財政經濟。在現行分稅制不完善，特別是中央對地方財政的轉移支付制度亟待改進的情況下，西部地區低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直接制約了其地方財政支出的快速增長；而低水平的地方財政支出，反過來又進一步影響其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
據資料分析，西北西南地區的人均財政支出在近二十年中與華東地區相比呈不斷下降趨勢，人均財政支出之比（華東地區：西北西南地區）已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１．１２３下滑到１９９７年的１∶０．８２。從兩大地區地方財政支出的結構狀況對比看，西部地區在基本建設、城市維護、文教科衛和其它各方面支出比例明顯偏低，而行政管理費及行政事業單位離退休經費比重則大大超過全國和東部地區。這種偏低的財政支出總量和不良的財政支出結構，一方面嚴重影響了西部地區的投資環境建設、人才培養、技術進步、公共設施的維護與建設，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晰地表明西部財政更多地體現為吃飯財政。這與地區經濟起飛時所要求的財政支出總量和結構大相徑庭。眾所周知，按照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的支出增長，在經濟發展的起飛階段，公共投資在經濟總投資中所佔比重一般都應較高，因為大量的基礎設施需要公共部門參與投資，這些公共投資通常被認為是促進經濟增長，使其進入經濟與社會發展中期階段的必要條件。
顯然，由於西部地區地方財政支出在總量與結構方面所表現出的種種不適應性，已使得地區硬體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後，投資硬環境得不到起碼的改善。僅從鐵路密度來看，每萬平方公里面積擁有的鐵路長度，全國平均為５９．８公里，東部高達１３２公里，西部僅為２５．２公里，西部鐵路的網間距離達７２７公里，遠遠超出了公路運輸的有效範圍，致使許多地區處於封閉狀態。
而為了解決財政支出方面的現實困難，西部各地只能依靠大幅度提高對徵收非稅收入來彌補財政不足，從而使得企業的平均稅費負擔遠高於東部地區企業，嚴重影響了企業的進一步發展和地方經濟的振興。據調查，四川省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企業平均稅收負擔為１０． ７４％，非稅負擔為２１．７％，稅費負擔合計為３２．４４％；西安市百戶企業調查，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平均稅收負擔為１２．９１％，非稅負擔為２６．３９％，稅費負擔合計高達３９．３％。而東南沿海的廣東省，１９９６年企業平均稅收負擔為７．６１％，非稅負擔為１５．２２％，企業稅費負擔之和則為２２．８３％，儘管也較高，但與西部地區的企業相比，明顯要輕。事實上，由於西部地區資源型產業和國有經濟比重較大，１９９４年的新稅制改革，已使得其平均稅負的提高幅度均高於全國平均稅負提高幅度。
２． 東西部地區投資的原有財稅政策差異明顯，嚴重阻礙了資本的西流。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基本遵循均衡發展的政策。從第六個五年計劃（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首次列出“地區經濟發展計劃篇”，提出沿海地區、內陸地區、少數民族和不發達地區三種不同型別地區各自發展方針起，與“非均衡佈局戰略”相配套，我國相繼出臺了一系列以區域優惠為側重點的鼓勵外商投資的財稅優惠政策，形成了從“經濟特區—沿海經濟開發區—內陸一般地區”由低到高的梯級稅率（１５％、２４％、３０％，經濟特區部分企業最低為１０％）。儘管在有關跨國公司投資決策的決定因素的理論和經驗中，財稅優惠在影響外資的區位選擇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但當基本的決定因素對於一項盈利性投資具有充分的吸引力且東部的ＦＤＩ地理條件比較優越時，從邊際角度來看，財稅優惠無疑會左右投資。事實上，特別優惠的財稅政策，在大幅度提高沿海地區的投資回報率的同時，也大幅度降低了在東部投資的政策與財務風險。相應降低了在西部投資的經濟可行性，進而促使外資、技術在區域乘數效應的作用下向東部地區快速聚集。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資金、人才、勞動力等生產要素逐漸也因收益差異而逐步東移，從而形成了《發展經濟學》中關於發展家因存在“地理上的二元經濟結構”差異而產生的“回波效應”。從某種意義上說，東部地區對外商投資企業所給予的“超國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東部地區與非優惠的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