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徵生態稅 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我們正在構建和諧的。和諧社會最終體現為社會公平，社會公平就是在平等的原則下，人人享有同等的機遇和權利，以達到最終資源配置上的公平。從社會角度看，就是執政黨要調節各社會成員間不同利益群體的關係，縮小社會收入貧富差距；從學角度來看，就是要在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公平與效率之間找到平衡，從而建立人與和諧的環境生態，體現人與人和諧的社會公平。　　從另一角度來看，經濟發展絕不能以犧牲社會公平、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不能以為經濟發展了，就必然穩定，危機就必然化解，社會就必然和諧。經濟危機是可以通過巨集觀調控加以化解，社會危機只有通過付出巨大的政治成本才能消除，而環境危機一旦發生，將變成難以逆轉的民族災難。為此在追求經濟增長的同時，要注意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源於環境保護，而保護環境就是在更大範圍、更寬領域內促進社會公平，實現資源的合理分配，最終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地發展。　　一、環境不公導致社會不公　　擁有13億人口的，人均資源佔有率並不高，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能源消費翻一番支撐GDP翻兩番，維持中國經濟列車高速執行。但一度以來依靠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難迴圈、低效率的粗放式經濟增長，使資源環境付出巨大代價，資源緊缺成為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瓶頸”。據測算，中國每創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是日本的1.1倍，中國的年能源消耗量是日本的10倍，是美國的5倍。嚴峻的環境與資源形勢不容中國再沿襲粗放的化和城市化道路。但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仍沿襲著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雖然只有世界的4%，耗用的鋼鐵、煤炭、水泥卻分別佔世界總消費量的30%、31%和40%.中國在人均GDP400-1000美元的條件下，出現了已開發國家人均3000-10000美元期間出現的嚴重環境汙染。生態破壞與工業化、城市化、就業壓力、資源短缺、貧富差距攪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累積成中國嚴峻的社會難題。某些人的先富犧牲了多數人的環境，某些地區的先富犧牲了其他地區的環境。環境不公加重了社會不公，表現為：　　1、城鄉不公平。中國農民為中國化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們卻愈來愈被排擠在現代化成果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0世紀80年代1.8：1，擴大到90年代的2.5：1，2003年更達到3.2：1.拿環境來說，中國汙染防治資金幾乎全部投到工業和城市，而中國還有3億多人喝不上乾淨的水，1.5億畝耕地遭到汙染，每年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農村環保設施幾乎為零。農村在為城市裝滿“米袋子”、“菜籃子”的同時，出現了地方衰竭、生態退化和農業水源汙染。　　2、區域不公平。幾十年來，中國資源富集的不發達地區源源不斷地將資源輸往發達地區，如今已積累了發展力量的發達地區卻沒有給予不發達地區足夠的補償。不發達地區在競爭中日趨落後，中國的區域差距日趨擴大，嚴重到中國社會的統一和諧。從1980年到2003年，東部地區在全國經濟總量中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區所佔比重卻相應下降。環境也是如此。西部是我國大江大河的源頭和生態環境的天然屏障，長期以來開發森林和礦產，破壞了生態環境。我們對西部地區不斷提出限制發展、保護環境的要求，而保護的成果卻主要被髮達地區無償享用。環保上的區域不公平是明顯的，“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沒有得到落實。　　3、階層不公平。在我國城市中，10%的最高收入戶與10%的最低收入戶的差距由1998年的3.09倍擴大到2000年的5.02倍。在農村，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的差距由1998年的4.8倍擴大到2000年的6.5倍。從環境上看，富裕人群的人均資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的汙染物多，貧困人群往往是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的直接受害者。　　4、國際不公平。由傳統西方工業文明主導的世界，是霸權政治與強權經濟的世界。他們通過技術優勢和軍事力量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佔用了全球資源。已開發國家不足世界人口的14%，卻消耗著全球商業能源的80%.因此，富國愈富，窮國愈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