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代，今文經和古文經的爭鬥不單是學術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由此，今古文經的鬥爭一直備受專家學者的關注、本文試圖以今古文經為點，展開一幅漢代經學歷史，從中探求漢代學術與政治的關係。
一、今古文經之間的異同
儒家經典的傳播因秦朝的焚書坑儒等措施和秦朝末年的戰亂而出現了斷裂層、這就導致漢代的儒學經典出現兩種傳本、一種是由經師依靠記憶、背誦，口耳相傳下來的，用當時漢代通行的隸書記錄來的文字，稱為今文經;一種是由地下或孔壁挖出來的和民間所獻的，用不易辨識的籀文、六國文字等先秦古文字抄寫的經書傳本，稱為古文經。在此基礎上，今文經學側重闡發經典中的微言大義，經常借題發揮;而古文經則常通過文字訓釋、名物考證等手段來闡明文字的含義。今文經出現時間早，漢初傳授者多是前代遺老，因而得以立官學，古文經相較多出現得晚，再加上古字不好辨識認讀，因而在當時的流傳範圍和影響都較小。
二、今古文經的發展演變
學者一般認為，從西漢末到東漢末，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進行了四次較大的爭論，第一次發生在西漢後期，另三次則都發生在東漢，直到東漢末今古文經合流，這種爭論方才告終。在四次鬥爭中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都得到了各自發展，西漢的今古文之爭，是利祿之爭;東漢的今古文之爭，則屬學術道統之爭。
大體而言，在西漢哀帝之前，今文經學的特點是:著述形式由簡而繁，章句之學盛行;說經重在經文義理的闡發，其中略帶闡述己意，有空而不實的特徵;今文經學注重通經致用，將學經與治世相溝通，而不純專為學術而研究經學、在今古文經的爭鬥中，今文經出現與以往不同的改變:章句逐漸由繁而向簡轉變，由近於空疏的義理闡釋向著重史實和名物訓話方向發展，由通經致用的功利性向著學術味較濃的條例化方向發展。簡而言之，在治經方式和治經風格等方面今文經學都明顯表現出向古文經學靠攏的傾向、這是今文經學在與古文經學爭鬥中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東漢末期今古文經能夠合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今古文經與漢代政治
經學無論是今文經或是古文經都是以為政治服務為最終目標，尤其是今古文經之爭和二者地位的`此消彼長，都表明了經學與政治的緊密關係。
(一)今古文經自身的學術旨趣與統治者倡導的時代主流
學術的發展與政治的導向有著密切的聯絡，君主喜好決定著政治的走向。比如，東漢建立者光武帝“善讖”，於中元元年(56年)宣佈圖讖於天下,“及顯宗(漢明帝)、肅宗(漢章帝)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言”。說明讖緯在東漢時代掌握了學術的“話語霸權”。光武帝雖有提拔《穀梁傳》的意願，但《穀梁傳》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不曉圖讖”恰恰反映出古文經學者獨立不依的學術操守和學術品格，這也正是古文經學備受人尊敬的地方。對於政治的依附，雖然能夠使學術獲得發展和輝煌的機遇，結果是俗儒趨於功利的追捧，他們目光所及是仕進的希望和由此而獲得的拜官封侯香車肥馬，今文經學的發展現狀就是古文經學無法逃脫的宿命，這或許就是“桓譚、衛巨集並共毀訾”廢古文經於學官而欲使其保持自由發展的不可為人所道的原因、
(二)今文經的通經致用
今文經學與讖緯相結合，揉進陰陽五行、神話傳說、方術迷信等內容，長時間在漢代佔據官方學術地位，並逐漸成為漢代的官方意識形態。因此，今文經家為了與官方意識形態保持一致，順應讖緯的變化，作出體面而又合乎時宜的反應，便用讖緯之說來解釋儒家經典、
今文經學“通經致用”不僅表現在理論上為統治者的思想統治服務，在實踐中經義往往也是斷定是非的有效標準，對國家政治的指導作用日益增強。今文經學者認為無論什麼大道理都出自於經書，他們五經經義的闡釋，因闡釋者不同以及闡釋者時代不同，可以對經作應時之需、應勢之需的解釋。漢代政治尤其是東漢政治在讖緯思想的影響下，帶有了一層神祕色彩，現實政治也走向神祕的怪圈。如:以《春秋》斷獄，以《禹貢》治河，以《詩經》當諫書等。而王莽為了在後來的改制之事上證明自己是合法的繼承者，便以今文經學作為思想基礎，他“利用著當時的學術潮流，利用著當時的民間迷信，以欺騙漢家的孤兒寡婦，並欲以一掩盡天下人的耳目、這種便利是西漢經今文學派賜給他的”。經與讖緯結合相當密切，但決不可認為今文經學“信緯書，以為孔子微言大義間有存者”，而古文經學只是“斥緯書為誣妄”。
(三)古文經中的作偽
劉昕作為第一個為古文經學搖旗吶喊的人，在主張古文經學的同時卻也利用讖緯為王莽的代漢提供依據、他重新整理了古史系統，為了迎合“五德終始”說，在《左傳》文公三年、襄公二十四年、昭公二十九年以不經意的方式故意插入三段敘述夏代豢龍氏劉累為陶唐氏(堯)之後的文字，篡改了帝系，杜撰了少皞帝，欺騙了人們近兩千年。
古文經學在兩漢之際，尤其是在王莽執政期間地位有所上升，體現了古文經學的興起必然是與政治相聯絡的、史載:王莽“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這也是東漢之初，古文經學日漸成熟並且大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今古文經對政治文化有巨大的影響，一方面今文經學中陰陽災異演變為截緯迷信，通過製造符瑞災異形成社會輿論，為種種互相爭鬥而奪權的勢力所利用;另一方面古文經為當政者有意篡改，妄圖從古文經中尋找依據以正其名，維護其政權的正統性。
由上所述可見，從西漢至東漢，今文經與古文經之間的鬥爭源於學術與政治之間的密切關係而形成的內在互動，如梁啟超所說“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為轉移”。這種轉移，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學術發展的正常軌道。今文經學與讖緯相結合，披上了神祕的色彩，今文經家為了與官方意識形態保持一致，為了應時之需、應勢之需，不惜以犧牲學術個性為代價，使得解經方式愈加繁瑣，反而造成了今文經的衰落。如西漢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對公羊學“神學化”的改造與東漢公羊學對光武帝“好讖緯”的緊密呼應、當政者篡改古文經以妄圖尋找依據，維護其政權，使古文經學在東漢之際地位逐漸提高，可見它的興起與政治有緊密的聯絡、由此可見，中國文化傳統當中有著一種實用主義精神，做事的出發點都是以實用、功利為主，學術上或多或少的也帶有這種特點、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為學術而學術”也只是一種完美的幻想，因為縱觀中國千百年的歷史，能否找到真正意義上的“純學術”呢?學術與政治永遠都是緊密相連的，政治要通過學術的方法去粉飾，學術的發展要得到政治的支援;而它們之間又是對立的，正如徐復觀所言:“學術對社會國家直接負責，是通過教而不是通過政，教是在自由中進行，而政治則總帶有強制性、”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學術與政治間找到適合的心靈空間，把握度，真正的學術才會在這個空間裡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