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莊子與盧梭均是對中西方浪漫主義關學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哲學家，即使在時空與文化差異下，我們依然能發現他們有著相似的關學觀點。他們都要求恢復人的自然本性，希望人與自然可以和諧相處，但是他們對自然的理解又有不同，一個要求“迴歸自然”，一個要求“順應自然”。
[關鍵詞]盧梭;莊子;自然觀;本真
盧梭與莊子均是對中西方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哲學家，即使他們之間有著時間與空間的距離，但是在某些美學觀點上卻有著驚人的相似。比如他們都要求恢復人的自然本性，希望人與自然能和諧相處，也都認為社會文明與自然文明之間存在著對抗性。但是畢竟他們生活的時空以及教育的背景都不同，盧梭認為“迴歸自然”可以改變人類的悲劇命運，而莊子則認為“順應自然”才是天道。一個理想主義，一個虛無主義。
一、盧梭的自然觀：迴歸自然
“歐洲人從來不委身自然”。自古以來與自然鬥爭，就像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直到十八世紀盧梭提出“迴歸自然”的口號，才使人們開始重新認識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迴歸自然”有兩個層面的意思：一個是回到大自然中，也就是外部自然;另一個是迴歸人的自然本性，也就是內部自然。盧梭曾在《新愛洛綺絲》中寫道：“當我們愈來愈接近蒼穹時，人的心靈就會濡染蒼穹的永恆的純潔。”盧梭之所以提出迴歸自然這樣的口號，不僅跟他自己的本性和生活經歷有關，同時也是時代的要求。當時對法國貴族社會的批判已經興起，不論是社會制度，還是貴族文化都進入到被批判的範圍，盧梭也認為當時的社會制度充滿著不正義。“在這種社會制度裡，真正的公義和真正的正義總為一種莫名其面的表面秩序所犧牲，而這種表面秩序實際上是破壞一切秩序的，只不過對弱者的受壓迫和強者的不義的官方全力予以認可而已。”所謂表面的秩序，就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秩序，這種假的秩序掩蓋了人類的真正本性。盧梭認為造成社會有這種不公義的原因正是人遠離了自然，在社會文明中給人類自己製造了枷鎖，他眼中的社會秩序只是一種表面的秩序，這種所謂的秩序並不能給人帶來“真正的公義”和“真正的正義”，真正的秩序應該回歸到自然中尋找。
《愛彌兒》中曾寫道：“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的手裡，就都變壞了。”可見盧梭是很讚賞人的自然本性的，認為人剛出生時擁有的天性是最好的。一旦由一個自然人變成社會人，就是從好的變成壞的了。在他眼裡，“最不幸的是：人類所有的進步，不斷地使人類和它的原始狀態背道而馳，我們越積累新的知識，就越失掉獲得最重要知識的途徑。”社會的發展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人類與自身的背離，人類與自己的童年越來越遠。“自然人”與“社會人”逐漸對立起來，“一種是由自然創造出來的，依照自然法則成長起來的人，他們具有天賦的良心、正義、善良和優美的感情，這種人是自然的人，另一種是在文明社會中成長起來的人，沾染上文明社會的罪惡與壞意識、劣行為，失去了天賦的淳樸人性的人，這種人是社會的人。”顯然這是現實對人性的異化造成的結果。“社會人”已經遠離了人類原始的天真，所以盧梭呼籲人們迴歸自然尋找天性中的本真，成為一個“自然人”。
事實上盧梭的“迴歸自然”的理論也是有一定侷限性的，但當時工業文明正飛速發展，人類沉浸在巨大欣喜中，他第一時間對人性墮落有所警覺，已經是為人類做出了巨大貢獻，並且由於盧梭本人對大自然的熱愛與重視，促使了後來的浪漫主義的產生。
二、莊子的自然觀：順應自然
與盧梭“迴歸自然”的口號不同，中國古代的哲學家莊子更贊同“順應自然”。“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這是莊子哲學思想中的基本觀點，也就是說莊子強調的'是人與自然合而為一，天地與我共同存在，我和萬物沒有差別，世間的萬物都是一個統一的整體。“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以此矣”(《馬蹄》)。百姓在家沒有一定要做的事，走在路上也沒有一定要去的地方，嘴裡含著食物快樂的遊戲，鼓著肚子到處遊玩，百姓能做的就是這樣。一幅遠古時代的純樸景象。莊子反對社會文明，提倡自然文明，認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土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駢拇》)。人民為名為利身殉天下，莊子不以為然，他提倡人們回到自然本性中去，回到人類的童年時代，與自然文明融為一體，遠離社會文明。
所有事物最美的地方都是自然本性之處，一樣東西美，是因為它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跛;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駢拇》)。莊子始終崇尚自然，反對人為，認為天性必有其合理之處。他之所以反對社會文明，原因也是在此。社會文明中必然存在能推動社會發展的因素，社會的進步也是由人類戰勝自然開始的，但莊子認為這不僅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也破壞了人內心的本真。“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天地》)。表達的正是這個意思。
關於社會制度，莊子的理想就是沒有制度。任何形式的道德約束都不應該存在，“道德不廢，安取仁義”(《馬蹄》)。“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膠，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灌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蠅，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在宥》)。在莊子看來，自從人類開始從自然文明邁向社會文明，天下就開始衰敗，人性就開始散亂了。不得不說這也是有一定侷限性的，莊子追求的是一種無為的境界，一種原始本真的狀態，但是社會的進步需要人類為之積極奉獻。
三、理想與虛無
“正如一匹被馴服了的馬，耐心地忍受著鞭策和馬刺，而一匹未馴服的馬則一接近馬韁轡就豎起鬣毛，用蹄擊地，激烈地抗拒。文明人毫無怨聲地戴著他的枷鎖，而野蠻人則決不肯向枷鎖低頭，而且，他寧願在風暴中享受自由，也不願在安寧中受奴役”。這是盧梭關於反對壓抑自然天性一個很著名的比喻。而莊子也寫過一段相似的文章，“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御風寒，齙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罩，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笑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馬蹄》)。雖然他們生活的時空完全不同，但是在美學與哲學思想上都有許多相似性。並且他們也都強調人與自然應該和諧相處，自然的本真的東西才是美的東西。但是他們的內在精神又完全不同，盧梭所期待的“迴歸自然”是一種理想主義，而莊子提倡的“順應自然”則是虛無主義。
在社會理想上，盧梭崇尚有為，莊子崇尚無為。由於時代問題，“那些在自然狀態下幾乎不存在的不平等，隨著人的能力的開發和思想的進步而擴大、加深，隨著私有制和法律的建立而穩定下來，變得合法”，盧梭希望可以重建一個平等、自由的國家，這是一種積極的想法。而莊子則崇尚無為，認為人應該順應自然規律，順應天道，“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日天放”(《馬蹄》)。可以說這是一種消極的想法。
在藝術方面，盧梭否定古典主義的陳規，認為它禁錮了人的自然情感，企圖把感情規範化，否認個性化的存在。莊子則反對儒家的禮樂對人的教化，提倡人應該做一個自然的人，不失去作為一個人本真的東西。這兩種思想是有相通之處的，它們都呼籲人類重視自然人性，恢復人類本真。他們也都同樣懷念人類的童年時代。
關於自然觀，盧梭認為人應該“迴歸自然”，而莊子認為人應該“順應自然”。“迴歸自然”是把人類自身當成一個與自然平衡的事物，人類與自然都是天地間的一部分，這是典型的西方思想，肯定人在世界萬物中的位置。而莊子的“順應自然”則是把人當做自然中的一部分看待，認為人與自然應該融為一體，世界中的萬物都應該是一個共同體，不存在是否平等，也不存在是否對立。但不論人與自然的位置是怎樣的，他們都認為自然的是美好的，人類應該回歸自然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