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種文化都會有盲點，對自己文化的盲點有所意識，跨文化交際的效果就會好些。一些我們原以為無關痛癢的東西往往就是我們文化上的盲點，然而卻是對方所看重的。比如說，某人請外國客人到家裡吃晚飯，桌上有燉雞和烤鴨，他很興奮地說：“早上到集市買了活的，我妻子回家親手宰殺。”客人會非常恐懼，他們心裡會問：這位美麗的女主人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由於在一般國家，宰牲都在規模較大的屠宰場進行，必須以儘量減少牲口的痛苦為條件；消費者自己在廚房裡操刀宰殺活禽活魚也是不被認可的，人們以為一旦習慣於這種血腥的場景，就會缺少同情心，對兒童的心理健康更是有害。又如：我國雜技團裡常見未成年演員，我們為他們藝高膽大感到驕傲。但是有的外國觀眾卻不是這樣想，他們覺得，既然中國已經實行義務教育制(英文裡“義務”一詞帶有“強迫”的`意思)，孩子該往的地方是學校，從小經受雜技專業練習違反義務教育法，而且分歧人性，要從觀看他們的驚險動作得到愉悅更不可能。
假如我們從上面兩個事例忽然感悟到什麼，那麼我們就意識到了本國文化的盲點，從而想想活宰雞鴨和從小培養雜技演員的做法是不是應該改一改。
這樣的盲點實在很多。比如我們喜歡數字，假定來訪者必然同樣都像是統計員。我大概在1982年做過一次翻譯，是陪一些新往復旦大學的外國留學生訪問上海郊區某鄉。記得接待的幹部像背書一樣給這些客人一大串數字：原來各種農作物畝產多少，現在多少；原來農田多少，現在增加多少；現在總產量多少，是往昔的多少倍；原來農民收進多少，現在多少。我邊聽邊譯，非常緊張，生怕遺漏一個重要無比的數字。但是留學生們居然對所有這些偉大的數字成就愛好不大，眼睛看來看往的，甚至互相談起天來。這時我留意力也有點集中不起來，只盼著當地幹部冗長乏味的彙報早早結束。現在是不是還有類似的情況呢?當下也許各級官員會急著告訴外國客人，本省、本市GDP在全國的排名，假如不是靠前，那麼人均收進可是不低。講的時候他們或許還會覺得某個數字不夠精確，轉頭問祕書是否如此，得到確認後很興奮，又繼續說下往。誰能指看這種交往形式能贏得朋友? 又如請來外國客人後日程安排太滿，而且往往陪吃陪喝。一般我們出國，都想在有限的時間裡多走走，多看看。我說的多走多看不是到所謂的著名景點報個到，拍張照，而是自己直接到街上往體會當地的原生態生活，用自己的眼睛來觀察風土人情。我們有時候擔心對客人照顧不周，擔心他們不是整天由我們方面的人陪著就會有孤獨感。這樣做效果大概不會很好。要給人留出透氣的空間，總是與客人寸步不離，客人會覺得很累!假如陪同者外文好，與客人談得來，那是另一回事了。 中國人出訪，留影似乎是天下第號大事。假如往了某地後沒能拿出自己在那裡的照片來給人看，那就是莫大的遺憾。有一次我到新疆西部的一個地方，導遊請大家停下來拍照。我下車後她見我沒拿相機，十分吃驚。但是她說的話更讓我吃驚：“那你不是白來了嗎?”一雙觀察的眼睛，一顆感受的心靈，這些反而是無足輕重的。我想，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首先應該對當地的人文景觀表示愛好。這是禮貌，也是增長知識的機會。自己沒那麼重要。假如我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那麼我們總會強把景觀拉進來做自己的襯。
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林妙可的“唱歌”方式引起異議，說明我們注重形象到了過分的地步，同時也暴露了我們的一個盲點。我們太在意小孩到新年，大家說的是“恭賀新禧”，“禧”則有“幸福”的內涵，不由錢財主導。這就和英文裡的“Happy New Year的祝福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