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視角下的隱喻
當一個隱喻新奇到一定程度，使大部分人的理解不能共通的時候，就仰賴新奇隱喻創造者的解讀了，若解讀的好，這種創意性隱喻給我們所知與所信的事物賦予新意，提供我們對經驗的新理解，那麼從某種程度上，該隱喻便豐富與深化了我們對於世界與自身的認識。由此，錢冠連先生說的“間接言語行為的哲學解讀就是隱喻的哲學解讀”便具有片面性了，因為對間接言語行為的解讀並不增添我們的認識，而對隱喻的哲學解讀則有可能在認識論的層面上擴充了我們的認識，也就是說，隱喻具有創造性的認知價值。以亨利·馮·戴克寫給美國大學生的一篇經典散文之作《鹽》來說明隱喻何以具有創造性的認知價值。一提到鹽，可能最先想到的是白色、鹹、飯菜調味品等，而戴克的文章開門見山地指出：你們都是大地之鹽。大學生和鹽有什麼關係呢？對大部分讀者來講，若讀罷第一句就此停下，則會一團霧水，因為大地之鹽的意義並不明瞭。但正是這種不熟悉的隱喻產生情緒上的張力感激起了讀者的閱讀興趣。隨著文章的展開，我們可漸漸體會出作者的用心所在。作者用“大學生是鹽”這個概念隱喻來激勵當代的大學生作為社會不可或缺的必需，有浸潤、調和及淨化自己所在世界使其免於衰敗的責任和使命。可見，作者在“鹽是大學生”這個隱喻對映中，凸顯了鹽的調味淨化功能，而弱化其顏色、味道等特徵。通過這樣一個別出心裁的角度攝取，將原本毫無聯絡的事物聯絡到一起，啟迪了讀者的心智，擴大了讀者的認識能力。這個例子也可說明，隱喻絕不僅是兩個存在著的實體的相似性的比較，隱喻的重要價值還在於：利用已知，挖掘已知和未知的一種相似性（或期許的相似性）。如歐內斯特·內格爾所言：人類傾向於使用熟悉的關係系統作為在智慧上藉以同化起初陌生的經驗領域的模型。［4］以上的這個例子，作者就是在論述大學生應該對社會起到的作用和貢獻時，恰當地運用了鹽這個隱喻，具有極高的認知價值。
二、不同語言哲學家的隱喻觀
古典主義的隱喻研究主要侷限在詞的範圍之內，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指出，用一個表示某物的詞借喻他物，這個詞變成了隱喻詞，其應用範圍包括借屬指種，借種指屬，借種指種或類比。［5］可見，“借”和“比”是亞式隱喻理論的關鍵，由此也誕生了最早的隱喻理論——替代論和比較論。替代論和比較論思想主導西方隱喻研究2000餘年。至20世紀上半葉，對隱喻的研究從修辭學轉向語言哲學，語言哲學家對隱喻的研究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其中，理查茲、布萊克、萊考夫、約翰遜、福柯涅爾在隱喻上的研究各有特色。
（一）理查茲和布萊克的“互動論”
理查茲於1936年發表了《修辭哲學》一書，他在書中寫到，我們在使用隱喻時，往往具有表達不同事物的兩個概念，它們活躍地組合在一起，其支撐點是一個單一的詞或一個短語，其意義是這兩個概念互動作用的一個生成物。語言中的隱喻表達，就是二合一，即兩個概念，一個意義，是兩個共現概念之間的互動形式。［6］理查茲的這一觀點代表著一種新的隱喻理論——互動論的產生，是隱喻研究領域一個新的里程碑。在他的隱喻理論框架下，思維的作用凸顯出來，隱喻不再是亞氏筆下單純的名稱替換，而是突出心理聯想的參與。布萊克在理查茲互動論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這一理論，在《模式與隱喻》一書中，他指出，隱喻的產生取決於“焦點”與“框架”的相互作用。一個句子的意義就是在“焦點”與“框架”的相互作用中產生。［7］以“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為例，替代論者認為郵票是鄉愁的一種替換；比較論者認為這個隱喻呈現的是郵票與鄉愁之間的一種對比；而在互動論看來，在一個給定的語境或框架中，作為焦點的詞被賦予了一種新的意義。因此，在此句中，作為焦點詞的“郵票”在原有意義的基礎上，獲得了新的意義。隱喻互動論的主要功績在於認識到了隱喻的認知價值，標誌著隱喻研究的重大進展。
（二）萊考夫和約翰遜的“對映論”
20世紀80年代初，萊考夫和約翰遜合著《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掀起了隱喻研究的一場“革命”。著者認為，隱喻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遍佈語言，思想與行為中，幾乎無所不在，我們用以思維與行為的日常概念系統，從本質上說就是隱喻性的。［3］3在介紹隱喻的實現機制時，他們使用了對映這一概念。對映原本是一個數學概念，表示將一個集合中的每一個要素與另一個集合中的每一個要素聯絡起來。他們從認知角度考察隱喻的本質時借用了這一數學概念，表示兩個概念之間的對應。2003年，萊考夫在《當代隱喻理論》中詳細闡明瞭他的隱喻理論：隱喻就是跨概念域的系統投射，它讓我們用具體的、有高度組織結構的事物來理解相對抽象的或相對無內部結構的事物，這種投射是不對稱的，是部分的，每一種對映都是源域與目標域的實體之間一系列固定的本體對應，一旦那些固定的對應被啟用，源域的推理模式就投射到了目標域的推理模式之上了。［8］新的隱喻理論帶動了範疇觀、哲學觀、語言觀等多個方面的破舊立新。這些破舊立新之處集大成地體現在萊考夫《女人、火與危險事物》一書中。自此，語言學研究正規化發生了轉變。
（三）福柯涅爾的“概念合成論”
概念合成論的首倡者是美國學者福柯涅爾。心理空間理論是概念合成理論的源頭，前者的核心思想集中體現在《心理空間》一書中。心理空間是“人們在語言交際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臨時性的實時動態概念，是人們在思考或談論已知、想象、過去、現在、未來情境時構建起來的部分的、暫時性的表徵結構”［9］。福柯涅爾認為，我們在思考和交談時，不斷建立心理空間，隱喻是跨心理空間投射的`結果。［10］心理空間理論解釋了意義構建的基本原則，但運用這些原則的深層工作機制和程式仍未獲解答。為了回答心理空間理論無法回答的問題，福柯涅爾進行了不懈探索，終於揭開了語言意義線上構建的祕密。他於1997年發表《思維與語言中的對映》一書，闡述了概念合成理論，勾畫出了一個“四空間”（兩個輸入空間，一個類屬空間，一個合成空間）模型，這一模型有效地回答了自然語言中的意義是如何線上構建的，各心理空間是如何聯絡起來的。福柯涅爾認為：各空間域之間的對映是人類所獨具的生產意義，遷移意義和處理意義這些認知能力的核心，而語言的結構和使用為潛在的空間域之間的相互對映提供了依據，顯性的語言只是隱性意義構建這座認知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意義的構建隨著我們的思維和交談而向前推進，屬於高層次而複雜的心理運作過程。［11］相對於之前的“對映論”，“概念合成論”對新意義的產生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如李福印解釋了“這個外科醫生是屠夫”這一句子中隱含的“這個外科大夫不稱職”的意義由概念合成論可得到很好的解釋，而對映論則無能為力。［12］此外，由於同樣的原因，“這個屠夫是個外科醫生”這一線上構建的，非常規隱喻的意義也可以由概念合成論得到有力的解釋。20世紀中葉以前的語言學研究多是聚焦語言形式的靜態研究，較少顧及語言意義的生成。而從理查德與布萊克的“互動論”，到萊考夫與約翰遜的“對映論”，再到福柯涅爾的“概念合成論”，語言哲學家們越來越關注意義生成及主體對意義建構的參與。可以說，語言意義的研究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隱喻也不再被僅僅當作一種語言層面的修辭，而是被看作人類普遍使用的一種認知手段和思維方式。越來越多的學者將注意力轉向揭示隱喻幕後的心理認知機制，我們有理由相信，人類大腦中的那座認知冰山終將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