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各種指稱理論告訴我們語詞如何與世界關聯。那麼，西方語言哲學是語言研究的營養缽是?
1 引言
本文將重申和展開我們長期以來的一個想法:語言哲學與語言研究的關係,就像營養缽對缽中的小苗的關係,也像搖籃對搖籃中的嬰兒的關係。
西方語言哲學是發生在西方哲學20世紀初期至70年代的那一場由語言性轉向帶來的分析革命及分析哲學的產物。它的初衷是“以語言為手段來重鑄哲學的千年老題”(baghramian 1999:xxx)。由分析革命而來的“西方語言哲學”留下了大量的經典著述,這些著述富有智慧、營養和啟發。我們將這一豐富資源稱為“營養缽”(a nutritive bowl 或feeding block),這一營養缽無意中或實際上已為語言學研究提供了豐富多彩的營養,醞釀、發育和激勵了語義學、語用學、句法、翻譯論、修辭、外語教學及二語習得等語言學分支學科的創立和發展,儘管這些只是語言哲學的副產品。下文的每一小節的結尾處,我們將呈現每一語言學分支所沿承的哲學軌跡。
尤其是,我們將在第3節看到,我國一些學者從語言哲學這營養中,發掘出全新的研究方向:我們可以用新的方向和新的解答方式來引領新的語言研究和發展。這種語言研究,既吸收分析傳統的營養,又對中國當代語言研究作出新的探索。
2 從語言哲學到語言學的軌道
本節探討語言學各分支是如何從語言哲學那裡發展來的。
2.1 從指稱理論到語義學
哲學的各種指稱理論告訴我們語詞如何與世界關聯。指稱問題是語言哲學中討論得最熱烈的問題。何以如此,martinich的一句話可以說是一語中的,“指稱問題的確重要,因為哲學家的典型看法是:語言與實在相聯絡的主要方式是通過指稱”(martinich 2001)。這個實在(reality)就是西方哲學家時時關注的存在(being)。看人們怎麼用指稱,就是看人們怎麼用語言表示存在。frege的“論含義和指稱”(frege 1952/1999),russell的“摹狀語”(russell 1956),strawson的“論指稱”(strawson 1950)等等,都是哲學家對指稱問題的關注成果。他們的工作只是表明他們的觀點:“語言與實在相聯絡的主要方式是指稱”。也就是說,他們為了弄清實在是什麼,才對語言中的指稱感興趣。
基於同樣的理由,哲學家也對名稱與指示詞感興趣,因為名稱、指示詞與指稱相關。searle認為,每一個專名都與一組或多或少是確定的摹狀語相聯絡,這組摹狀語確定一個名稱指示什麼樣的物件(searle 1958)。簡言之,名稱間接指示。kripke論證說,名稱與它們的命名物直接關聯。他推斷說,專名確保在每一個可能世界中辨別出相同的個體(kripke 1972)。evans認為,無論是描述理論還是因果理論都回答“假定出現指稱,什麼東西確定什麼樣的物件被指稱”這個問題(evans 1973)。
關於命題態度,哲學家是這樣考慮的。“哲學家想要知道信念的物件是什麼。”信念可否用一種語言學方式表述?他們認為,“信念可以有一種語言學的表述方式”(martinich 2001)。於是就出現了哲學家大量研究“瑪麗相信/知道/認為/願望/期待(等等表示命題態度動詞)”的語句。實際上,這就是:存在某個被相信的事件(事件也可以成為物件,不是哲學家想不到這個上面來)或人。這是在用語言描寫存在。
圍繞語句的真值與詞語的意義(truth and meaning)這個專案做文章的作者及作品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舉。語句的真值問題有什麼哲學意義呢?西方哲學家大致上從兩個方面來回答。第一,邏輯實證主義者有這樣的看法:一個語句僅當它具有真值時才是有意義的。然後,另一些哲學家持不同意見:語句有沒有意義不在於它是不是具有真值。若是這個語句是在做某件事,雖然它沒有真假可言,卻是有意義的語句。第二,哲學家傳統上關注於人們所持的信念或所說的話是否為真;倘若為真,那麼語言似乎必須以某種方式與世界相聯絡。只有語句為真,哲學家才能從語言中看到與世界相聯絡的地方,而一談及“世界”就關上了西方哲學的千年老題:存在。
結論:從哲學旨趣到作為其副產品的語義學軌道。軌道1:世界的樣態→語詞如何與世界關聯+語詞/名稱/命題指稱什麼→指稱理論→語義學基礎; 軌道2:世界的樣態→語詞如何與其他語詞關聯+語詞如何與使用該語詞的說話人的信念和意向相關→意義理論(指意義的真值條件理論)→語義學(作為一種副產品)。(注意:在二值邏輯的前提下)
2.2 從意義理論到語用學
2.21 二值邏輯的束縛
根據二值邏輯,一個句子非真即假。而邏輯實證主義者卻認為:一個語句僅當它具有真值時才是有意義的。於是語言中大量沒有真值的句子,如祈使句“請開門!”所有疑問句,道德判斷句“你不該那樣做”等等,都成了無意義的句子,但直覺告訴我們,這個結論顯然是錯誤的。
2.22 austin的哲學研究對語用學的提升
為了掙脫二值邏輯的束縛,austin提出“言有所述句”(constatives)與“言有所為”(performatives)的劃分(austin 1962)。前者描述事態,事態為真為假,依賴於它們是否與世界的樣態相符。後者不具有真假值,但有適切條件(felicity conditions)的限制。後來他取消了這樣的劃分,認為一切言語都是言有所為,我們說話就是在做事。searle發展和改進了austin的言語行為理論,強調言語行為與說話人的信念和意向的關係。言語行為理論後來成為語用學家的經典話題,而austin等哲學家的原意不過是在為沒有真值的句子也有意義而尋找解釋的理由?。
2.23 wittgenstein的意義使用論
wittgenstein的“意義即使用”觀點認為,句子的意義在於使用,“不要問意義,要問使用”(wittgenstein 1953/1999)。也就是,他將語言意義約束在論文聯盟http://語言使用的遊戲中。在他看來,運用語言是一種活動,我們使用的語詞在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意義。“想象一種語言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哲學研究》第19節)。這是當代語用學中較有影響的意義使用理論。
2.24 grice的意義理論
grice (1957)批駁邏輯實證主義的意義證實論。他認為,意義是會話雙方互動的產品,不能脫離人的交際意圖孤立地進行分析。說話人a 必須試圖使話語x在聽話人身上產生某種效果;同時,聽話人必須領會到說話人的這一意圖。交際實際上是意圖的傳遞與交流。顯然,grice把語言的意義與人的心智關聯了起來。grice意義理論一直是語用學的經典話題。
結論:從哲學旨趣到作為其副產品的語用學軌道:世界的樣態→語詞如何與其他語詞關聯,語詞如何與使用該語詞的說話人的信念和意向相關→意義理論(意義的使用理論+多元劃分+意義是互動的產品)→語用學(作為一種副產品)。(注意:衝破了二值邏輯的束縛)
比較上文提到的軌道2,才知道為何都從世界的樣態出發,卻得到了不同的結果:一個是語義學,別一個卻是語用學。
2.3 從意義理論到不同語言與文化之間的翻譯論
tarski為了最終地提出真(值)的語義理論(the semantic theory of truth)(tarski 1956),需要克服許多困難,其中之一是如何避免像說謊者悖論那樣的語義悖論。他的智慧是,首先區分工具性語言(a metalanguage)與物件性語言(an object language)。我們用工具性語言來談論、解釋和分析物件語言即被討論的'語言的特性。為了避免自我指稱問題,他建議,“為真”、“為假”這個兩個詞應該放在工具性語言裡做謂語,而不是放在物件語言裡作謂語(baghramian 1999:42)。於是,對tarski的t-約定:x is true iff p,我們可以這樣例示:
“snow is white” is true iff snow is white.
此句中,引號內為物件語言,引號外為工具性語言,是對物件語言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