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稱 “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的今天，“主體之死”早已不復當年尼采的 “上帝之死”那樣驚世駭俗。如果說，從阿爾都塞到拉康、從福柯到德里達，當代法國首屈一指的哲學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曾丟擲 “主體之死”的言論，並且這些言說本質上尚未脫離法國哲學自笛卡爾以來就已被奠定了的主體性理論基調。那麼現在，富有爭議的或許已經不再是給予諸種話語以何種知識論和譜系學的描述與定位，而是緣何“主體之死”在今天一再被提及?“主體”果真如人們所斷言的消逝於當代?在並不缺乏反叛精神的當代法國哲學中，巴迪歐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反叛的 “反叛者”。當 “主體之死”在當代法國哲學相繼遭受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以及後現代主義的浸染而 “毫無爭議”地成為 “流行”理論標語時，巴迪歐的卓爾不群恰在於毫不妥協地反叛“主體之死”，在富有新意的 “哲學宣言”中擲地有聲地重申主體之復生。
一、“主體之死”與哲學的終結?
不同於流俗見解將 “主體之死”簡單地溯源於結構主義，巴迪歐首先將其視為對當今時代現狀的一種反叛。如果說，當代法國哲學諸種 “主體之死”的斷言中被宣判死亡的主體大都是與“富裕西方的自滿的自我主義，與廣告，與對未來權力的服從相容的”主體，即被資本權力所規訓的主體，那麼這種宣判本身不過是以一種極端化的否定姿態表達了對當下資本邏輯操控之現實的不滿與反抗。巴迪歐指出，無論是阿爾都塞、福柯還是拉康，深刻揭示主體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和語言結構操控下的 “死亡”圖景並不代表他們 “讚揚對現狀的接受，讚揚一種犬儒主義、無視人民疾苦的冷淡。”恰恰相反， “關於‘人之死’的種種論述恰是一種反叛，是對既定秩序的強烈不滿，也是對現實境況的一種徹底介入。”比如，福柯曾鍾情於為精神病患者、囚犯等這些西方傳統觀念中的 “非主體”正名的事業。拉康則終生致力於反抗曾一度被奉為規範的美國精神分析學，因為在他看來，後者本質上不過是對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一種辯護。
二、巴迪歐的 “反叛”：走向一種新的哲學與主體
在普遍蔓延著 “哲學之死”的腐朽氣息的'當代思想界，巴迪歐的 “哲學宣言”顯得格外特立獨行。他宣稱 “我的立場是打破這些思想教條，發現另一種哲學風格，一種不同於闡釋和邏輯語法分析的風格，一種不同於多義性和語言遊戲的風格，即重新發現一種基礎風格，一個確定的風格，一種相近於笛卡爾學派的哲學風格。”巴迪歐的意圖再明顯不過，就是要在探尋笛卡爾的蹤跡中建構一種新的哲學。他認為，當代流行哲學在以語言為基礎和媒介的哲學分析中不再渴望真理，而這無疑使它們滑向了現代的詭辯論。這些 “現代詭辯論者試圖用規則的觀念來取代真理的觀念，而這正是維特根斯坦鼓舞人心的事業的真正意義之所在。”作為一種迴應與反叛，巴迪歐的哲學宣言顯示出向由笛卡爾所代表的真理性哲學傳統的復歸。
三、主體之 “生存，還是死亡”
今天，無論是宣稱 “主體之死”還是重申 “主體之生”，問題的關鍵似乎都已不再是主體話語本身了，而是它們背後究竟彰顯了言說者何種學術姿態和理論願景，以及這些不同的表達與訴求究竟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可以說，無論是當代法國濫觴於結構主義的後現代激進哲學宣稱的 “主體之死”，還是巴迪歐探尋笛卡爾蹤跡在真理性哲學的宣言中重申主體，它們事實上都對傳統馬克思主義訴諸於“階級主體”規劃的歷史性敘事話語構成了反叛。那麼問題在於，我們應該如何評估這種反叛?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敘事邏輯究竟還具有何種意義?儘管巴迪歐本人以激進的反叛者姿態唱響了新世界的哲學宣言，但是他的反叛本質上說並未超出當代主流激進話語 (如後現代主義)反叛的問題域。我們看到，以福柯、德里達為代表的後現代激進理論在與語言、書寫的糾纏中剝離了其敘事邏輯的歷史性維度，而這種歷史性維度的喪失可以說直接導致了他們對集體性歷史主體的否定。在他們看來，歷史發展不呈現出一種連續的、客觀的與必然性的規律，而是相反，歷史變遷充斥著斷裂、流動、偶然性與開放性。如此，歷史發展的動力機制也就無關乎集體性主體的行動與規劃，而是成為多元決定的無主體過程。而原本旨在揭示歷史本身殊異性的歷史敘事也就此變成對多元歷史話語形態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