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馬克思與韋伯這兩位對西方思想界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思想家，但二人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理解卻存在顯著的差異。分析馬克思與韋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同理解能使我們看到二人在階級立場和研究目的等方面的根本差異，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的基本觀點，促進我們對現實問題的深入思考。
【關 鍵 詞】馬克思 韋伯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
馬克思與韋伯都是對西方思想界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思想家，他們複雜的思想理論體系雖然都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研究物件，各自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由於立場不同，方法各異，二人在諸多相似的問題上得出了不同甚至完全不同的結論，做出了相似或迥異的解釋，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同理解是二人最重要的分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馬克思與韋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的理解不同
馬克思與韋伯對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的理解是截然不同的。馬克思認為：“利潤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出發點和軸心。資本家投資的目的不是為了生產商品本身，而是為了商品價值中包含的利潤。追逐利潤是資本家從事商品生產的惟一目的和內在動機”。並明確指出：“剩餘價值生產是生產的直接目的和決定動機”。而韋伯則認為資產階級：“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以求為人類提供物質產品，毫無疑問是他們畢生工作的最重要的目的之一”。馬克思認為驅使資本家追求剩餘價值的動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資本家對財富的貪慾；另一方面則是資本家對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懼怕。“資本家只是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同貨幣貯藏者一樣，具有強烈的致富慾望。不過，貨幣貯藏者的致富慾望表現為個人狂熱地貯藏更多的貨幣，而資本家的致富慾望卻表現為社會機構的作用，資本家在這個社會機構中起著一個主動輪的作用。正是這個主動輪的作用，推動資本家去追求更多的剩餘價值，去進行更多的資本積累。另外，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而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規律以強行的方式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為了避免在競爭中被淘汰，資本家只有不斷地擴大自己的資本，而擴大資本的辦法只能靠不斷的積累”。韋伯似乎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不過，資本主義確實等同於靠持續的、理性的、資本主義方式的企業活動來追求利潤並且是不斷再生的利潤。因為資本主義必須如此：在一個完全資本主義式的社會秩序中，任何一個個別的資本主義企業若不利用各種機會去獲取利潤，那就註定要完蛋。”由此可以看出，馬克思和韋伯都看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內在的致富慾望，也看到了外在的經濟規律或社會秩序對資產階級的強大影響力，但二人的立場、方法及結論是存在很大差異的，馬克思側重從生產過程中來尋找慾望實現的具體方式和途徑，而韋伯則側重從文化(宗教)當中去尋找資產階級追求財富行為的合理性解釋。
二、馬克思與韋伯對資產階級追求財富慾望的歷史性和合理性的理解不同
“亞當·斯密曾這樣說過：勤勞提供物資，而節儉把它積累起來”。但在馬克思和韋伯看來，問題遠沒有這麼簡單。關於追求財富慾望的歷史性問題，在韋伯看來，“可以說，塵世中一切國家、一切時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實現這種慾望的客觀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這種慾望……對財富的貪慾，根本就不等於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精神”。在馬克思看來同樣如此，“資本並沒有發明剩餘勞動，只要是在生產資料被少數人壟斷的地方，所有勞動者，無論是自由的勞動者還是不自由的勞動者，都必須在維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以外，追加超額的勞動時間來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生產生活資料，不論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還是羅馬的市民，也不管這些所有者是美國的奴隸主，還是現代的地主、資本家，只要生產資料被少數人所壟斷，這種現象就必然存在”。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對剩餘勞動的榨取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就已經存在了，“實質上，在歷史上的生產資料壟斷者，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佔有生產資料，強迫勞動者為他們提供剩餘勞動，只不過他們榨取剩餘勞動的形式不同而已”。而在關於資產階級追求財富慾望的合理性問題上，馬克思與韋伯則迥然不同。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對剩餘價值的榨取是充滿了罪惡的，“資本是不顧工人壽命長短的，它惟一關心的是：如何在一個工作日內最大限度地消費勞動力”。“資本主義生產的實質，就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就是對剩餘勞動的榨取”。馬克思進一步認為這種罪惡是無法否認的，因為“資產階級對直接生產者、勞動者進行剝奪的歷史，已被血與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而韋伯則用職業責任和道德標準為資產階級追求財富的慾望做了合理性的解釋，“確實，一種職業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睞，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標準，換句話說，必須根據它為社會所提供的財富的多寡來衡量。不過，另一條而且是最重要的標準乃是私人獲利的程度。……僅當財富誘使人無所事事，沉溺於罪惡的人生享樂之時，它在道德上方是邪惡的.；僅當人為了日後的窮奢極欲，高枕無憂的生活而追逐財富時，它才是不正當的。但是，倘若財富意味著人履行其職業責任，則它不僅在道德上是正當的，而且是應該的、必需的”。因此，馬克思和韋伯雖然都認識到人類追求財富的慾望具有歷史性，但對資產階級追求財富的合理性的理解則完全不同，並由此決定了對資本主義的“原罪”問題的觀點也迥然不同，這反映了二人的階級立場和理論研究目的的根本差異。
三、馬克思與韋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前途的理解不同
從馬克思關於勞動的“異化”理論和韋伯的“合理化悖論”以及“鐵籠”思想來看，二人都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矛盾和自身無法解決的問題，但在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上，二人產生了明顯的分歧。馬克思看到了生產力和人的主體的能動性在人類社會發展和人類自身解放中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得出了資本主義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結論，並樂觀地指出：“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佔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同樣是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就是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這是社會發展的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而韋伯則通過對宗教與近現代資本主義關係的探尋，得出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在形式上是合理的結論，進而悲觀地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只能受制於合理化的力量而無法充分發揮出來。正如其所說：“當今資本主義經濟可謂是一個人生在其中的廣漠的宇宙，它對這個人來說，至少對作為個人的他來說，是一種他必須生活於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他只要涉足於那一系列的市場關係，資本主義經濟就會迫使他服從於資本主義的活動準則。假如一個製造商長期違犯這些準則，他就必然要從經濟舞臺上被趕下去，正如一個工人若不能或不願適應這些準則就必然被拋到街頭成為失業者一樣”。在韋伯看來，個人只能被動地適應資本主義秩序而無法改變這個秩序，這與馬克思的結論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