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在世界政治思想發展的歷史長河當中獨具魅力，道德文化以獨特的方式規範著人類的社會秩序，為人類提供精神理想和終極關切的信念力量。從道德在中國的產生及發展來看，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道德文化是調整人們之間相互關係的社會規範和人們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今天，道德文化思想在調整社會關係、維護社會秩序和凝聚人心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仍然不失其現實意義，需要我們以唯物史觀對其加以分析和借鑑。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觀點
道德文化思想作為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歷史相當久遠，至少可以追溯到殷周時期，這說明在中國政治文明的早期就對道德文化高度重視。儒家學說創始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繼承了這種道德文化的傳統，提出了以道德教化作為社會治理的主要手段，以政刑為輔助手段的國家治理思想，這種德主刑輔的治國理念，一直是中國古代主流的政治統治思想。
道德文化思想淵源於堯、舜、禹時代。從社會形態來看，這一時期是原始社會末期，道德文化思想的萌芽主要體現在“禪讓制”的實行。中國古代封建專制制度的社會結構基礎是宗法社會，其權力交接奉行的是嫡長子繼承製度。而儒家推崇的權力交接制度則是“禪讓”制度。“禪讓制”是部落聯盟推選領袖的制度。堯、舜、禹之所以能當上部落聯盟的領袖，除了天分聰明之外，更重要的是依靠他們個人良好的品德修養樹立起來的威信，取得了各部落首領的認同。正如恩格斯所說：“酋長在氏族內部的權力，是父親般的、純粹道義性質的。”①
道德文化思想發展於奴隸制社會時期。這一時期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他創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倫理觀。周公等人認為：“惟命不於常”，②“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③“皇天無親，惟德是輔”。④這就是說，“天命”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來，夏商之所以滅亡，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敬德保民”。基於此，他認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民、保天下。周公姬旦的思想實際上已經包含了道德文化理論的幾個重要問題，即對君主的要求，對道德規範——“禮”的重視，對民本意識的強調，等等。當然，西周統治者提出的“以德配天”和“敬天保民”的主張，仍然是以“君權神授”說為思想基礎的，神權思想仍然是他們統治人民的重要精神武器，他們提倡“明德慎罰”，也並不是要削弱刑罰，更不是要放棄刑罰，而是為了更有效地使用刑罰來維護其統治。
道德文化思想成熟於春秋戰國時期。春秋戰國時期，也就是從奴隸制衰亡到封建制社會興起這段時間。子產提出的“以寬服民”和“以猛服民”思想對後世的影響較大。孔子不同於鄙薄禮義道德的老聃，而是從“禮”與“仁”相結合的思想出發，極力提倡“德治”，認為統治者如果能“為政以德”，人民就會心悅誠服地接受統治。儒家主要繼承和發展了子產的“以寬服民”思想，強調“德主刑輔”;法家主要繼承了他的“以猛服民”思想，並進一步發展成為一套輕罪重刑和“以刑去刑”的理論。這一時期，儒、墨、道、法等諸子倫理思想的爭鳴，當首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孔子繼承周公的思想並加以發展，成為儒家道德文化思想的創始人。他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耐眾星拱之。”⑤
孔子倡導“仁”，並從恭、寬、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各方面對“仁”作了闡釋，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⑥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⑦作為實踐“仁”的方法。孟子繼承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政”學說。孟子認為，在政治生活中，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因素，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⑧荀子則看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⑨至此，儒家道德文化思想基本上趨於成熟。到了漢代，由於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儒家學說在所有思想領域中佔據了統治地位。
宋明時期的程朱理學賦予儒家思想理學的思辯形態，把正統的儒家思想發展到了最高階段，並提出了一系列的倫理綱常，但他們的基本理念都來自孔孟。中國古代傳統的道德文化思想不僅在理論上不斷演進，在實踐中也得到了廣泛的推行，成為統治者約束社會成員思想與行為的一種手段。
中國傳統道德文化思想的政治哲學觀點及其分析
中國封建社會自漢代以來，基本上都尊崇儒家學說的治國方略。宋代至清代，儒家學說更穩居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地位。“幾千年來，對中華民族意識形態影響最大的書是儒家的書。”⑩儒家治國思想是“以哲學思想、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所構成的三位一體的有機整體，形成了既有哲學理論基礎又有倫理準則的獨具特色的中國傳統倫理政治觀”。道德文化思想在儒家治國思想的整體之中，居於核心地位。
儒家哲學思考的主題是天地人三者之間的關係。《易經》、《繫辭傳》明確提出：“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三者之間，以人為重心，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以天地為根本，所謂“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儒家不是孤立探究哲學，而是把宇宙本體和社會人事緊密結合起來。“孔子十五而志於學，即志於道。求道而有得，斯為德。仁者心德之大全，蓋惟志道篤，故能德成於心。惟據德熟，始能仁顯於性。故志道、據德、依仁三者，有先後無輕重。而三者之於遊藝，則有輕重無先後，斯為大人之學。”這就說明“道”在《論語》當中具有本體含義，是孔子主張“仁”的深層基礎。儒家通過其哲學觀為道德觀奠定了牢固的基礎，這在後世研究儒家學說的學者當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這樣的哲學視閾合乎邏輯地塑造了儒家哲學觀的兩大特點。其一是強調人的主體地位，所謂以人為本;其二是主張協調差異和衝突，講究以和為貴。儒家典籍體現著以人為本思想的論述不少，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在政治哲學上就轉換為民本思想，即視民眾為社會、國家的價值主體的思想。孔子說：“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鮮明地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定位於百姓生活的安定。其後，孟子、荀子對民本思想亦多有發展，經歷代儒家大師的繼承，民本思想成為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特徵之一。孟子把儒家重民的思想推進了一大步，他向當時的諸侯國統治者陳述民眾對於統治的重要作用，提出“保民而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等仁政主張，提出“與民同樂”、“安天下之民”的政治統治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