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孟子的“四端”是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認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種感情是仁義禮智的萌芽，仁義禮智即來自這四種情感，故稱四端。《孟子》一書中共有兩章談到四端，一次在《孟子·公孫丑上》，為一般性的論述，沒有涉及到四端說形成的背景和原因；另一次在《告子上》，其文雲：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從這次談話看，孟子提出四端說同當時人性善惡的爭論，尤其是同告子的辯論密切相關。孟子主張性善論，故提出四端說予以論證，同時對告子等人的觀點進行批駁。那麼，孟子與告子辯論是在什麼時間呢？這無疑是我們討論“四端”說時首先要回答的問題。有學者多認為這次辯論是在孟子首次到齊國時，時間大概是在齊威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30年）左右，如張秉楠說：“這場人性問題的爭論當發生在齊國。其時間亦當在孟子來齊之初。因為告子亦為稷下早期學者，他的人性論和另外幾種人性理論在當時較有，重視人性之辨的孟子一到齊國稷下，就不可能不對這個問題表明自己的態度。”[i]我們認為這一說法是可取的，下面再作幾點補充：
首先，是告子的身份。張秉楠認為告子是齊國稷下先生，根據是郭沫若的說法。郭沫若曾對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公孫丑上》）的修養與宋鈃、尹文作比較，認為告子的這兩句話“分明就是《內業》篇所說的‘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對後者的發揮改造。因此，“告子也是一位宋鈃、尹文派的學者。”[ii]而宋鈃、尹文是著名的齊國稷下先生，二人均長期在稷下活動，告子受到他二人的影響，也應該到過齊國。孟子與他在齊國會面是十分的。另外，告子的思想特點也反映出他是稷下學者。稷下學者的一個特點博採眾家之長，融合儒、墨、道、法等不同思想，告子的思想也具有這一特點。據《墨子·公孟》篇，告子曾為墨子弟子，但他卻“毀墨行”，對墨子提出批評；他曾與孟子辯論人性善惡，卻不否定仁義；他又受到道家的影響，表現出道家的思想傾向，可以說是“非儒非墨或亦儒亦墨”[iii]。從告子的思想傾向看，他作為一名稷下學者是完全可能的。
其次，從孟子的遊歷來看，他與告子在齊國會面可能性最大。《史記·孟軻荀卿列傳》關於孟子的記錄十分簡略，只提到他來到過齊國、魏國，且多有錯誤。但自宋元以來，不斷有學者對孟子的生平進行考訂，特別是經過清代及學者的努力，現在已經大致弄清楚孟子生平活動[iv]。孟子約出生於公元前372年（周烈王4年）左右，四十歲以前他主要在鄒魯一帶活動，四十歲以後開始在諸侯國間遊歷，先後來到過齊國、宋國、滕國、魏國等國家。其中曾分別在齊威王、齊宣王時兩次來過齊國，先後停留八年之久。而在宋國、魏國分別只有兩年，在滕國也不過三四年時間。孟子既然在齊國停留的時間最長，他與告子在此相遇的可能性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