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隨著金庸及其武俠小說在中國內地理論界被高度推崇，大眾文字的“經典化”問題日漸突出，一些大眾文字成為“經典”，一方面是接受者、學者以及多元化語境共同“協商”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因為經典已經成了收藏一切文字發明的倉庫和反映人類各種智慧的模式所導致的結果；同時，雅俗共賞的文字特質也是其進入經典的通行證，但中國目前對某些大眾文字的“經典”化，是在將其“拔高”為精英文字的前提下而進行的，是一種不完全意義上的“經典”化。
【摘 要 題】本期專欄：當代文化研究
【關 鍵 詞】經典化/經典/大眾文字/精英文字
【正 文】
眾所周知，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庸及其武俠小說在中國內地理論界被高度推崇。這種推崇所導致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金庸及其作品的“經典化”，其實，在大眾文字中，作者被“經典化”的不止是金庸一個人，與他具有相似命運的，還有喜劇片的導演兼演員卓別林，美國的西部片導演約翰·福特，驚險片的導演希區柯克，以及創作出了《福爾摩斯探案》的柯南·道爾，撰寫了《飄》的瑪格麗特·米切爾，以及寫出了《啼笑因緣》、《八十一夢》的張恨水等；而作品被“經典化” 的就更多了，如影片《亂世佳人》、《雨中曲》、《正午》、《克萊默夫婦》、《沉默的羔羊》及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弗蘭肯斯坦》、《根》、《教父》、《人性的證明》等。被“經典化”的結果，自然是這些作品成了人們認可的“經典”之作，這些作者也就成了經典文字的創作者。但是，這裡隨之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什麼是“經典”文字？它與精英文字的區別是什麼？而要回答這個問題，須先從“經典”的釋義開始。
“經典”（classic）一詞在理論上有多種含義，也被不同的理論家在不同的意義上使用過。從王先霈、王又平主編的《文學批評術語詞典》對諸多研究者關於“經典”論述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字上的“經典”通常在三種意義上被使用：一是指“最優秀”的作品，二是指被“廣泛承認”的作品，三是指在文字內在特性上“複雜和不確定到了足以給我們留出必要的多元性的地步”的作品。這樣三種意義上的“經典”作品，無疑主要是針對精英文字而言的，它或者指那些被評論家們譽為最優秀的作品，或者是閱讀起來最複雜多義、能夠與讀者進行無止境對話的文字，或者是其地位已獲得廣泛認可的文字。事實上，歷史上的經典文字也基本都是精英文字，它們被編選成文集，列入學生的必讀書目，寫進文學史或藝術史，並進行示範性的解讀，以作為“偉大的傳統”供世人拜讀和學習。這樣的文字“經典”體系總是富於創新的作品的天下，似乎很難容得下程式化的大眾文字，而大眾文字彷彿也就永遠與“經典”作品無緣。
其實不然，因為“經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只是一個文本價值的評估尺度或標準，它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某種尺度或標準的建立以及這個尺度或標準的制定者的威權。這也就是說，一種政治、文化或者宗教威權的存在，會帶來一種。尺度或標準的確立，而根據這個尺度或標準，就會遴選出一批作品成為這個威權所認可的“經典”文字。因而，美國學者弗蘭克·克默德指出，經典“實質上是社會維持其自身利益的戰略性構築，因為經典能對於文化中被視之為重要的文字和確立重要意義的方法施加控制”[1]。而當這種威權發生動搖或者改變的時候，其作為“戰略性構築”的文字“經典”體系也會隨之發生動搖和改變，於是，新的威權與新的“經典”的衡量尺度或標準會乘虛而入，逐漸建立起符合自身利益的新的經典作品體系。就在這種改朝換代般的變化之中，一些不被既往經典體系所認可的作品，包括大眾文字，獲得了“晉升”“經典”的機會。
但是，大眾文字進入“經典”的重要契機，卻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傳統社會結構下的威權的改換。因為大眾文字根本就不屬於傳統社會，它是現代工業社會的產物，只有在從傳統的社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轉變過程中出現的“經典”重構中，才有可能獲得“經典”的提名。當然，大眾文字這種提名的獲得，首先是基於現代社會遴選“經典”作品尺度或標準的變化。由於“在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中再也不存在能夠強行頒定一部經典的宗教或政治勢力了”，“與此同時，文學的領地已被縮小到了不再危及現存制度的安危的境地”，所以威權“也就沒有什麼必要去做監督或批准經典的確立工作了”。如果說，在傳統社會結構下“意識形態的灌輸使得一種嚴格的經典成為必要”的話，那麼，只有當威權“放棄進行意識形態控制的目的”的時候，“經典”“才能獲得解放”[2]。現代社會的統治者當然不會完全放棄意識形態領域的控制，但控制的程度顯然較傳統社會已經有了很大程度的鬆動，而鬆動所直接導致的後果就是多元化社會的出現。正是這種多元化的社會，導致了“經典”評估尺度或標準的變化，使“經典”文字體系的成員構成也趨於多元。其次，大眾文字“經典”提名的獲得，是基於大眾文字自身的繁榮。大眾文字的繁榮興盛使它自身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這種影響不僅發生在廣大的接受群體——大眾中，而且也波及了向來很少關注大眾文字的專家學者群落，使得專家學者們已經無法漠視它的存在，進而不得不正視它、認可它，以至於研究它。而專家學者們的關注與評價，無疑是大眾文字走向“經典”的一個重要條件。所以，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大眾文字獲取“經典”提名，實質上是作為文字接受者的大眾、專家學者以及現代社會多元化語境（其中有政治及文化威權的.力量，而且是其中一種主要的力量）共同“協商”的結果。這正如有位學者在分析通俗文學時所指出的那樣，“‘通俗文學’經典不是哪一個人的‘經典’，它是一個協商的結果。它是各方力量一起抬出的一頂藍尼大轎。其中主要的力量，當然是專家們和讀者大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