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悅政治思想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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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悅政治思想簡論
摘要:荀悅基於儒學體系,以倫理規範和通變思想為方法論,提出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論,把政治內涵規劃為六個程式,而政治運作的過程正是這六個程式的落實過程。具體說來,可分為君臣關係、德刑關係、重民和明制思想等四個層面。從中不難探知法儒、道儒思想的融合,反映了東漢末年思想合流的傾向。
關鍵詞:東漢 荀悅 政治思想
荀悅是東漢末年潁川名士,自國小綜儒史,才華出眾。長成後,因宦官用權,託病隱居,得以體察民生痛苦,並對政治進行了詳盡的考察。曾任祕書監侍中,“侍講禁中,旦夕談論”[1],對漢獻帝產生很大影響。為匡救時弊和給獻帝以政策指導,他作《申鑑》5篇和《漢紀》30篇,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以儒家為主,許多概念和觀點都沿襲了儒學,但受兩漢思潮流變的影響,對其又有所改造,從而呈現出獨特性。

政治思想是關於社會政治問題的理想、理論、方針、政策,是人們對社會政治問題進行的精微的理性思考和深刻的哲學透視,理論基礎是思想者的哲學觀念,理論框架也受其哲學思想的統攝和支配。因此,要了解荀悅的政治思想,首先要明瞭他的政治哲學。荀悅的政治哲學思想體系從觀念形態到現實的政治實踐存在著四個層面,即“天”、“性”、“道”、“人”。這是荀悅思想演繹的基本脈絡,是其哲學思想從觀念形態落實到現實人間的思維過程。“天”是世界的本源和主宰;而“天”對人的對映形成“性”,人之“性”是“天”賦予的,是“天”對“人”的規定性;“道”則是“天”的意志在現實生活中的衍化和復活,集中體現在人活動中。這樣,“人”及“人事”便作為其哲學理念衍化程式的最後一環和終極目標而受到極力關注。[2]
無論是“天”、“性”還是“道”,作為純哲學理論的範疇,只是隱存於政治思想裡的一種支配力量。在荀悅設定的理論框架中,哲學理論在政治思想中的實現、實施,必處於兩種境態中,即行為的倫理規範和具有通變思想。這就是說,一切政治行為都是在這兩條原則所構成的環境中完成的。荀悅每一項政治主張的提出都是這兩條原則整合的結果。因此,倫理規範和通變思想是荀悅政治理論之思想方法的起點,是其哲學方法論。他們貫穿於一切政治行為中,是哲學理論走向現實政治的橋樑和紐帶。
“仁”、“義”、“禮”、“信”、“智”等儒家倫理哲學範疇本來就已被荀悅承襲,而由“性”所派生的“貞”、“達”、“志”、“誠心”、“正志”等更不必說。“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3],作為政治思想總指導的“道”,其根本也是“仁義”。因此,政治不能不流於倫理化,對人對事的倫理道德要求就成為政治實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帝王,“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眾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4]所謂“德、能、功、罪、行、言、事”都得遵循這一道理;對於臣,要求“必竭其誠,明其道,盡其義”;對於民,則“匹夫匹婦處畎畝之中,必禮樂存焉爾”,[5]把倫理規範提高到鞏固統治的高度,要求全社會普遍接受這種價值模式。
由於古今社會出現很大的不同,因此,就不能墨守成規,荀悅認為“鑑前之弊,變而通之”[6],提出了通變思想。他說:“古今異制,損益隨時。”[7]應該根據現實條件的不斷變化對政策進行調適。“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8],從而規劃出事物的三種形態,說明其時時處於不斷的變動之中,這就為“通變”思想找到了現實依據。因此,“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8],認為“變”同樣是政治實施的關鍵原則。“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同倫理規範一樣,通變思想是政治實施的手段和形式,“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9]在這裡,“通”、“變”是條件,最終目的仍然“達於道”,實現其政治理想。於是,通變思想也就滲透進各個具體的政治實施過程,始終貫穿於政治行為之中,起著指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