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國層面，孟子的仁政藍圖有著涵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豐富資源。孟子的仁政以“制民之產”即解決民生為基礎，直接涉及到富強的問題，提出以解決民生問題作為富民的起點
在社會層面，“義”和“禮”也存在著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進行創造性轉化的資源。義作為社會應當如此的價值準則，包含著對自由、公正的思考。義作為人們行為的道路，儘管有著自由選擇的空間，但不能突破無恥的底線
在個人層面，“智”和“誠”(信)更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精神基因。孟子說：“是非之心，智之端。”所謂“智”主要是理性的道德判斷能力，而這樣的道德判斷能力是否正確，最關鍵的是在兩者處於價值衝突時如何處置
儒家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孔子和孟子則是儒家原創時期最重要的代表，因而後人常以孔孟之道指稱儒家。孟子的思想主要見於《孟子》一書。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涵養、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孟子的思想正是這重要源泉之一。
五常之道的價值觀基礎
中國傳統社會在漢代以後，儒家成了主導的意識形態，其核心價值體系就是至今人們還在說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獨尊儒術，是儒家成為中華文化主流的開始。董仲舒提出：“夫仁、誼(義)、禮、知(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將這五者聯結為一體，稱之為“五常之道”。“仁”的重要含義是仁政，回答建設什麼樣國家的問題;是行仁政還是施暴政、苛政，就是判斷國家是否合乎民意的價值標準。“義”和“禮”，主要含義是以崇德向善作為社會的價值準則和行為規範，回答造就什麼樣社會的問題;是遵守禮義還是貶黜禮義，就是衡量社會是否清明健康的價值標準。“智”和“信”，主要含義是個人正確的道德判斷和交往行為中優良的道德品質，回答培養什麼樣人的問題;是明辨善惡、誠信篤實還是混淆善惡、欺詐無信，就是區分個人是否人格高尚的價值標準。
孟子為五常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仁義禮智信在孔子那裡已經分別有過論述。但孟子首先把仁義禮智四者並列，聯絡在一起，並引用《詩經》和孔子的話，說明仁義禮智是民眾崇德向善的價值準則：“《詩》曰：‘天生?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認為就像任何事物都有規則一樣，仁義禮智就是培育民眾的準則。孟子還首先提出了“仁政”的概念，把“仁”由原來的道德規範擴充為國家政權的價值準則，即“以德行仁者王”。孟子也多處談到“信”，將其視作“人倫”中的基本道德品質，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首先把“誠”作為貫通天道和人道的哲學範疇提出來，並以“誠信”合稱來讚揚舜，以為只有出於內心的誠意，才會有交往主體的互信。這是以後董仲舒的五常之“信”以誠實為主要內涵的思想基礎。
五常的內涵及其被確立為傳統社會核心價值觀的過程，對於今天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制民之產，仁者無敵
在治國層面，孟子的仁政藍圖有著涵養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豐富資源。孟子的仁政以“制民之產”即解決民生為基礎，直接涉及到富強的問題。他在與齊宣王的談話中指出，施行仁政之“本”是“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並提出了具體設想：“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植桑樹養家畜，使得“黎民不飢不寒”，老者“衣帛食肉”;同時普及基礎教育，“謹庠序之教”。簡言之，就是以解決民生問題作為富民的.起點。至於強國，孟子告訴梁惠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努力搞好生產，“深耕易耨”，讓青壯年“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他們就能用木棒抗擊秦、楚的堅甲利兵，這就是“仁者無敵”。這樣講國強顯然有著過於強調道德功能的迂闊，但以為強國不僅僅是發展物質生產的硬實力，還有提高道德水平的軟實力，無疑是有道理的。
孟子的仁政以得民心為核心，體現了以民為本的理念。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得到諸侯的歡心可以成為大夫，得到天子的歡心可以成為諸侯，而要成為天子則要得到民眾的擁護，所以民眾處於價值的最高位。得到民眾擁護也就是得民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其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要得民心，就要聽取民眾對於國家重大事務的意見，孟子告訴齊宣王，選賢任能和處死罪犯，不僅要聽取身邊親信和官吏的意見，還必須聽取民眾的意見，“國人皆曰賢”則破格提拔，“國人皆曰不可”則予以罷免，“國人皆曰可殺”則實行處決;只有充分聽取民眾的意見，“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上述的民本思想成為了中國近代闡發民主思想的重要憑藉。
孟子說，“善教得民心”，因而以教化為仁政的手段。這有著建設精神文明的意義。他指出：“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仁政不能讓人以吃飽穿暖、住得安逸為滿足，如果只是這樣，那就和自然界的動物沒有太大差別，必須給予人倫教化，人才能進入擺脫“近於禽獸”的文明狀態。孟子多次談論人禽之辨，表現出將人從自然本能中提升出來的文明意識。他認為，人與禽獸的細微差別，就在於前者對於人倫關係有明確的認識，從而能自覺地“由仁義行”，而不是自發地“行仁義”。他把具有道德自覺作為人區別於禽獸的文明標誌。這就觸及到了精神文明建設中最重要的道德文明。
孟子的仁政貫穿著對於和諧的追求。在他看來“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說，仁政看重的不是天時，也不是地利，而是人和。這首先是人們在勞動生產的共同體中和睦相處。孟子說：如果滕國實施仁政，應當是“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勞動共同體的生產單位是家庭，因而和諧要從家庭開始，由此而展開到社會成員之間，進而再擴大到自然界。“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即由親愛親人的和諧進至仁愛民眾的和諧，再由此進至愛惜萬物的人與自然界的和諧。孟子處在戰爭烽火不斷的戰國時代，其和諧的追求也表現為希望國與國之間和平相處。他與諸侯國君主談話中，多次表示統一天下，不能通過“嗜殺人”的殘酷戰爭，而要通過實行仁政，這樣“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